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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事情應該是你們省裡領匯出面，怎麼偏偏是你打電話給洪正同志？”楚大小姐為葉開設宴踐行，是在一旁聽著他打電話的，不由得有些好奇地問道。

“如果是嶽山書記跟洪正同志彙報工作的話，有些話是不方便說出來的，但是我就沒有什麼顧忌了，***那邊兒我只認識常務副部長曹秋明的兒子曹劍飛，其他人一概不知，所以私下裡面講一講他們的壞話也沒有什麼。”葉開表示道。

“這幾年***的油水可是不少，各地的路橋建設紛紛上馬，雖然多數都是地方籌款，但是專案審批方面，哪一樣兒也離不了***的支援。”楚靜萱說道，“其實洪正同志也未必就能夠壓得住***，畢竟他還沒有把頭上的那個副字給去掉。”

“這也是體制弊端。”葉開有些感慨地表示道，“缺乏群眾有效監督和制約的權力，肯定會演化成為腐．敗。洪正同志儘管在主抓這事兒，可是也沒有多大的脾氣。就像當年的王安石，推行新法政策一到了下面就變樣兒，反倒是成了地方官吏魚肉百姓的藉口。”

改革這兩字，並非是現代人的專利，只不過當年叫變法。

事實上，一個成熟的王朝，如果順順當當地延續了上百年，那就幾乎一定會出問題，因為歷代王朝實行的政治制度，即中央集權的帝國制度其合理性是建立在生產力水平不高，社會成員普遍貧窮落後的基礎之上的。

正因為普遍貧窮落後，這才不但需要一個統一的國家，而且需要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力實體（朝廷）或權力象徵（皇帝）。一旦富裕起來（不貧窮），強盛起來（不落後），或貧富拉開差距（貧窮落後不普遍），王朝發展成超級大帝國（突破規模），麻煩也就接踵而至。

與此相反，行政的效率則越來越低，國家的活力也越來越少。

因為承平日久，憂患全無，朝野上下，慵懶疲軟，得過且過，不思進取。

宋神宗熙寧年間的情況便是如此，五個宰相副宰相，除王安石生氣勃勃外，曾公亮老氣橫秋，富弼稱病求退，因此每到王朝的鼎盛時期，動亂的烽煙便已悄然升起，帝國的喪鐘也已悄然響起，只是大家看不見也聽不見。

他們看見聽見的，是形勢大好，是歌舞昇平，但等到麻煩一來，就後悔莫及了。

大唐便是這樣垮掉的，宋神宗顯然不願意看到這種結局。

王安石是一個動機至上主義者，在他看來，只要有一個好的動機，並堅持不懈，就一定會有一個好的效果。有此信念，他理直氣壯，信心百倍，無所畏懼。

在他看來，就連士大夫的意見，也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什麼民意民心之類，就更加無足掛齒！即便民眾的利益受到一些損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這些成本是必須付出的，因此也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司馬光他們原本也是改革派，只不過和王安石相比，他們更看重效果而已。

實際上北宋時期的舊黨和晚清時期的保守派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語，後者是真正的腐朽愚昧，前者卻是明白人。

正因為是明白人，就不能只圖一時痛快，不考慮實際效果。

可以肯定的說，對於帝國和王朝的弊病，司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徹。這是他主張漸進式改革的原因所在。

不要以為變法就好。有好的變法，有不好的變法，前者催生國富民強，後者導致國破家亡，而一種改革究竟是好是壞，也不能看動機，只能看效果。

然而王安石變法的效果實在是不佳，甚至與他的初衷背道而馳。

新法的本意，是民富國強，結果卻是惹得民怨沸騰，最後成了腐．敗者聚斂財富的盛宴。

“推進改革自然是唯一正確的作法，但是如果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