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傅斯年也“以其人之道”當場向朱家驊提出撂挑子甩手走人，中大的事從此不再過問。顧頡剛面對這般險惡的局勢，自然不能不有所表示，同樣宣佈辭職走人，不再於這堆爛泥裡插槓子攪和。校方見事情紛亂，左右為難，索性來個和稀泥的辦法，讓學生開會自行選擇，哪一位該走該留，全由學生決斷。想不到學生們開會後認為三人均是不可多得的重量級學界大腕兒，一個都不能少。眼見和稀泥的策略落空，主持校務的朱家驊只好硬著頭皮出面調停並表示“挽留”，同時想出調和的辦法，委派顧頡剛到江浙一帶為學校圖書館購置圖書以示讓步。魯迅仍然火氣十足，不依不饒，聲言魯、顧決不兩立，非此即彼，無半點調和的餘地。在寫給友人的信中，魯迅憤憤地道：“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個大傀儡傅斯年我初見，先前竟想不到是這樣的人，當紅鼻到此時，我便走了；而傅大寫其信給我，說他已有補救法，即使鼻赴京買書，不在校現在他們還在挽留我，當然無效，我是不走回頭路的。”【16】

雙方經過一番混戰，魯迅去意已決，於1927年4月21日辭職離校，攜戀人許廣平赴上海開始了公開同居生活。

魯迅滿含悲憤地走了，顧頡剛最終留了下來。

1927年10月，顧氏結束了出外購書的工作重返中山大學，出任歷史系教授、主任，兼任圖書館中文部主任，主持整理他新近購回的12萬冊圖書，一時大有虎嘯山林，龍潛深淵之感。顧氏“念魯迅攻擊我時他們幫助我的好意”【17】，與朱家驊、傅斯年配合默契，一面教學一面繼續做自己的研究，同時開闢了民俗學研究等新領域。不久，傅斯年與顧頡剛在中山大學共同建立語言歷史研究所，出版研究所《週刊》，購置圖書資料，招收研究生，確定了研究宗旨。按傅斯年的說法，現代的歷史學、語言學與傳統的學術有根本的區別，如果使用新方法，研究新材料，就可以把語言歷史學建設得如同生物學、地質學一樣，成為一門新的學科。

在此前的5月9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設立中央研究院籌備處，隸屬於*大學院。其時蔡元培已從歐洲考察歸國，正式辭去北大校長職（蔣夢麟繼任），出任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在蔡氏和中央研究院籌備處總幹事楊杏佛的籌劃下，聘請了籌備委員30餘人，傅斯年、顧頡剛均在其內。但這時的中央研究院只設了與國計民生有直接、緊迫關係的理化實業、社會科學、地質、觀象等四個研究所。聘請的籌備委員有胡適（社科）、李濟（地質）、傅斯年（心理學）等，當時既無歷史學、語言學或考古學的研究所，更無“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立項打算。但霸氣十足，“目空天下士”的傅斯年經過一番權衡認為，既然是中央研究院，就應該有文史方面的學科加入，否則將有失偏頗，於是開始召集“一部分熱心文史學的先進”，以“歷史語言研究的特別重要，現代的歷史學與語言學科是科學”等說詞，憑著北大時代與蔡元培校長結下的良好關係，對蔡氏與楊杏佛等幾位決策人物展開遊說攻勢，【18】聲稱可“借用在廣州語言歷史研究所已成就及將建設者，以成中央研究院之語言歷史研究所”云云。【19】傅斯年畢竟是傅斯年，以他特殊的魅力和超人的智慧加霸氣，終於迫使蔡元培與楊杏佛就範，“無中生有”【20】地又繁衍出一個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所。正如傅自己所言：“這一努力顯然是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