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追求美和愛情，但他在美和愛情中得到是是不幸福，他一定會為自由而拋棄愛情，甚至生命，與其把徐志摩的死看成是遇難，不如看看成是自殺，他是為了比愛情更美的東西即自由而死的。死是他的歸宿，死是最自由的生，他像一朵雪花，那樣純潔那樣幻美，那樣輕易就在塵世中融化。正像他在《雪花的快樂》一詩中寫的：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裡瀟灑，

我一定認清我的方向——

飛颺（揚），飛颺（揚），飛颺（揚），——

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悽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悵——

飛颺（揚），飛颺（揚），飛颺（揚），——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在半空裡娟娟的飛舞，

認明瞭那清幽的住處，

等著她來花園裡探望——

飛颺（揚），飛颺（揚），飛颺（揚），——

啊，她身上有硃砂梅的清香！

那時我憑藉我的身輕，

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

貼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第四章 在平凡中享受生命快樂的現代作家　第十三節 幽默閒適的林語堂

林語堂曾講過一個風行一時的笑話：“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國的鄉村，屋子要有美國的水電煤氣等管子，有個中國的廚子，有個日本太太，再有個法國的情婦。”林語堂是一個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對中西文化比較熟悉，並以此自豪，他的最長處就是“對外國人講中國文化，而對中國人講外國文化”。林語堂寫了大量關於中西文化的書或文章，如《讀中西文化》、《吾國吾民》、《論東西文化與心理建設》、《中西哲學之異同》、《論中外的國民性》、《論東西思想法之不同》、《論東西文化的幽默》、《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中國印度的智慧》、《美國的智慧》、《生活的藝術》、《蘇東坡傳》等，這些著作的大意就是主張以儒家的“明禮”來建設“倫常秩序”，以道家的“不爭”來破“強權思想”，東西文化的綜合使林語堂獲得了個人心靈的平衡。林語堂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找到了他心靈的歸宿，他在《論語》和《人世間》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幽默閒適的散文。三十年代的知識分子在迷茫中返歸傳統是有一定歷史原因的，陳平原在《林語堂與中西文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5．3）一文中認為：

誰也擺脫不了傳統的制約，所謂**傳統，並非完全不要傳統，而只是拋棄欽定的“傳統”。**傳統必然導向重新發現、重新選擇傳統。或遲或早地，**者必須在傳統中找到思想的資料和精神的同道，否則外來思想文化無法立足生根。因此問題不在於能不能向傳統復歸，而在於如何復歸。……對於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來說，如何既發揚五四**精神，又繼承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的“中國人”，是一個十分嚴峻的課題。抗日戰爭的爆發，客觀上掩蓋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發掘民族脊樑，發揚愛國主義精神，成了時代的最強音。許多人在並沒有真正解決頭腦中“古今”、“中外”之爭的情況下，便順應歷史潮流，理直氣壯地向傳統復歸了。

雖然林語堂提倡的幽默閒適在當時的那個年代有點不合時宜，但世移時變，在如今卻有獨特的魅力。在和平年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裡，我們提倡的是和諧，所以林語堂的個人主張極有市場。現在正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