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得面目不清。進進出出，母親一看見那牌子就嘆息，說好端端的三丫頭變成了幾個字被釘在了門框上，這都是王利民鬧的，沒有王利民，我們家的三姐不會幹上革命，她會像我的其他姐姐們一樣，順順當當地嫁人、生子，成為幸福的姥姥和奶奶。母親總覺得對不住三姐，對不住三姐的生母瓜爾佳氏，把對三姐的歉疚遷移到我這個與她長得很相像的人兒身上，就慣就了我一身的毛病。戴著紅領巾的時候，我曾有一度認為自己就是三姐的化身，是革命英烈的延續，紅領巾是革命者的鮮血染成，這血自然有我三姐的一部分，因此道橫著走，話往硬裡說，把一切整得很不自然，把群眾關係搞得很糟糕。哥哥們說，三丫頭信仰共產主義，也不能怪那個王利民，是性情使之然，那丫頭是越勸越拗，越打越硬，越關越跑，認準了的事就要一條道跑到黑，不撞南牆不回頭，撞了南牆也不回頭！

我想這就是烈士的性情了，換位置想，讓我處在三姐的位置，雖然我們長得很像，但是在嚴刑拷打面前，我不是逃兵就是叛徒，母親的一頓春餅，幾句好話就能讓我丟盔卸甲，在美食麵前，我往往變得意志很薄弱。烈士不是誰想，就能當的。

我的三姐變成了牌子，守在門口，一輩子沒離開家。變成了牌子的三姐在“文革”的時候為我們遮擋了不少風雨，不少紅衛兵小將在這塊牌子跟前望而卻步，使我們免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抄砸。當然這都是後話，是另一篇小說裡的內容了。

回過頭再說王利民。

父親從工廠回來說，織布廠的車間成了王利民糾集工人聚會的場所，有事沒事工人們常到辦公室來找他，把好端端的辦公室變成了烏煙瘴氣的“窮雜之地”。有王利民撐腰，工人們進入辦公室就顯得理直氣壯，說話直門大嗓，隨便地抽菸放屁，動作也很誇張，全沒了規矩。王利民跟他們勾肩搭背，表現得很“普羅”，商量事情也不避諱職員們，所談內容只有一個，就是如何跟他的爸爸作對。

兩個廠，六個車間，十六個小組，推舉了十名代表，除了有一個因為機器軋了手沒來，九個都齊了。王利民就跟他們商量反對裁員，反對減薪的策略，說工廠是大家的工廠，大家吃飯穿衣，養家餬口，都跟工廠牢牢地系在一塊兒，勞工神聖，廠子裡的事情應該是工人說了算，不是資本家說了算……

我父親坐在旁邊聽，心裡很不是滋味，裁員減薪的主意是他提出來的，因為這個惹出了麻煩，他覺得很對不住老同學，就偷偷把王利民們商量的情況告訴老同學。用現在的眼光看，我父親應該是個地地道道的工賊，資本家的忠實那個……有關這段經歷，解放後父親從未談及過，雖然怹老人家成了新中國的知名人士，成了德高望重的統戰物件，畢竟有過這樣的不光彩。虧得父親在“文革”前就過世了，否則“叛徒、內奸、工賊”的帽子扣在他頭上是一點兒不冤的。

那階段，北京不但織布廠，造紙廠、發電廠工人都在鬥爭，北京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反對裁員，舉行罷工！

全北京電車停開，電燈不亮，連賣豆腐腦的也罷了市！

資本家和工人代表要進行談判。

王國甫和王利民自然也要進行談判。

王阿瑪和織布廠的工人代表談判地點就在盛義廠。工廠大門裡，太陽光底下，兩張桌被併成一個長條，一邊坐著王阿瑪，一邊坐著以王利民為首的工人代表們。王阿瑪覺得很彆扭，對王利民說，有話咱們到家裡說，到辦公室說，這裡不是談話的地方。

王利民說，這裡很PRO（英語簡略，“大眾”意思），　也很透明，這是再好不過的談判地點。

王阿瑪說，我跟你，在這兒……我還是不習慣……

王利民說，我跟您，現在不是父子關係，我的背後是六百多工人，我是工人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