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都滯後好大一截。

記憶中最轟轟烈烈的一次“團購”盒帶的行動發生在初二。現在的孩子很難想象小虎隊在二十多年前紅成什麼樣，如果非要類比的話，不妨設想：把韓庚、周杰倫和李宇春綁在一起打包組團，可你不能一想他們就上網搜點東西來解饞；無論是訊息、歌聲還是形象，你都得透過極有限的渠道守株待兔。《青蘋果樂園》在西藏路音樂書店開售的那一天（說來奇怪，當時並沒有成熟的營銷鏈，甚至沒聽過“首發”這個概念，可班上愣是有幾個訊息靈通的同學早早就知道），還沒等捱到中午，我的心跳就開始加快，只覺得四周處處瀰漫著出逃的氣息，隨時要溢位來。三個腳踏車技高超的男生被公推為代表，收齊十幾份錢（平均兩三個人一盒），從楊浦區雙陽路一直騎到西藏路。現在想來，也只有在荷爾蒙過剩的年紀，才能唱著“週末午夜別徘徊”，頂著西北風，輕易打發掉這一個多小時的艱苦跋涉。至於我這個班長，必須替他們編一個缺席政治課和英語課的完美藉口——在市重點中學裡，無論如何，這都是一樁考驗智商和刷爆RP的任務。

那時候，時常會看到城市裡的行道樹上纏繞著一大卷棕色的磁帶，我總覺得那是某盤質量欠佳的盒帶卡在機器裡，最終被憤怒的主人扯出來扔到窗外，就勢掛在了樹枝上。與此形成美學對稱的是那些半明半暗的角落，出沒著一種叫“拷兄”的人——對於那些漸漸不滿足於引進版盒帶的歌迷來說，這些人既可愛又可恨。說可愛，當然是因為他們神通廣大，兩週前在香港上市的帶子，他們就能弄過來，用收錄機轉錄在TDK空白帶上，附一張封套的黑白影印件——它們往往模糊得令人髮指，從那上面看歌星的照片，你會覺得梅豔芳和蔡琴長得沒什麼區別。六十分鐘的空白帶要比原版母帶的時間稍長，通常“拷兄”會從別的帶子上扒兩首歌填滿那些空白，如果這自制的bonus　track挑起買家的興趣，就等於為下一單生意提前做了廣告。說他們可恨，是因為這些拷帶比音像店裡的正規引進版還要貴上至少兩三塊，買一盒足夠吃三四碗大排面。念中學時，我既沒錢也不敢跑得太遠，只能聽男同學們描述延安路中圖公司門口和五角場這兩個著名的拷帶據點，他們通常添油加醋，將整個過程形容得有如地下黨接頭般驚心動魄。最後，在經過我刻意加工的崇拜的目光中，他們會樂意借兩盤聽厭的帶子給我，讓我回家制作“拷帶的拷帶”。就是透過這種特殊的介質，我迷上了黃舒駿和Queen。

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我一上大學，活動範圍終於突破兩點一線後，很快就在吳淞路海寧路口的勝利電影院旁邊找到了“組織”。我記得，無論天上陰晴雨雪，那個拐角總也照不到陽光，地上總有一攤水。我還記得，那個戴眼鏡的拷兄總是揹著大包坐在那裡打盹，這樣就省得顧客在攤位上一盤一盤看過去的時候他還得費神招呼，弄得大家沒話找話。不過，每當我找到一盤心癢的目標時，他都會適時睜開眼睛，恰到好處地補兩句背景材料以顯示專業水準：“這個錄的是黑膠唱片，買就賺了”；“這人冷門，可我有全套，你要下禮拜我給你再拿幾盤過來”……時至今日，我都覺得這是我見過的最掌握顧客心理的小販，既做成了生意，又讓一個總想窺視城市隱秘的乖孩子，不至於被過於熱情的陣勢嚇跑。

不過，此時拷帶本身已經快要走到頭了，它的升級版——盜版CD很快就要將它驅逐進地下文化史冊，而後者，連同所有的正版唱片，緊接著又被網際網路共和國逼到如今苟延殘喘的境地。不過，在回到高效而乏味、讓想象力無處容身的今天之前，還有一個名詞解釋可以供我多緬懷一會兒舊日時光：打口碟（帶）。這些從包裝到內容都被或深或淺地打上一個缺口的唱片和盒帶，是大學宿舍裡迅速提高段位的音樂介質，上門兜售它們的商販多半也是“兼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