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不想搞計劃生育，他們甚至鼓勵你超生，像那青年農民的情況，純粹是因為得罪了人，才會有人去舉報，否則，壓根就不可能有人去舉報你；計生工作，最大的收入就是社會撫養費，而按照規定，從違法生育戶徵收的社會撫養費按照縣計生委得40％、鄉鎮得60％的比例分成，古津的這些鄉鎮，基本上就沒有工業，礦產之類的，純粹的農業地區，壓根沒有稅收經濟支撐點，為了完成上級規定的稅收任務，鄉鎮基本就把徵收社會撫養費當作一個重要的收入來源。一個鄉鎮兩三萬人口，一年這筆收入總計在百萬元以上，佔本級財政收入的“半壁江山”。

而越是經濟落後的鄉鎮，其他收入越少，計劃生育徵收的社會撫養費所所佔的財政收入比重就越大。為了保證財政收入，鄉鎮計生部門領導嘴巴上雖然把計劃生育工作喊的山響，標語貼滿了公路上能夠看到的地方，可實際上壓根就沒有采取任何的措施，甚至是故意的放水養魚。而鄉鎮按照徵收社會撫養費總額的8…10％的比例返還給鄉鎮計生部門作為工作經費，計生幹部更是巴不得這些人超生，好給他們罰款的機會。違法生育越多，他們的社會撫養費收入越多；徵收越多，他們可支配資金也就越多，因此，形成了一個奇怪現象，哪裡違法生育的人口越多，哪裡計生部門的獎金福利就越高，而計劃生育工作搞得好的，因為根本沒有人違法生育，他們根本收不到社會撫養費，反而，獎金福利啥都沒有。

於是，就形成了一個幾方面獲利的“良性迴圈”，村民想要兒子想要女兒的願望達成了，傳宗接代不用擔憂了，計生幹部私人腰包鼓了，計生部門的經費充足了、福利自然就好了，鄉鎮財政收入也大大增加了。而且，計生工作還成為了地方幹部政治人的工具，在這樣落後的地方，那些有錢人超生就更加的正常了，這些人自然也不缺少資源，找點關係，罰款表示一下也就是了，可一旦得罪了，那卻是夠你受的了，不說罰的你傾家蕩產，至少也會讓你心痛。

這樣的一個狀況，顯然，計生工作並不是一個不惹人關注的工作，而是一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工作，動計生工作，那等於就是動鄉鎮幹部的命根子了，不過，既然已經確定了查計生工作，牛兵也沒有理由就此放棄，他有時候也是很固執的，決定了的事情，通常不會更改，即使，這工作有著相當大的難度。再說了，要查人，怎麼可能沒有一些難度，尤其是，他這個紀委書記還是初來乍到，隨便查哪一個人，都肯定有著人阻擋，而且是分量相當的人的阻擋，除非他這個紀委書記知趣的只去查一些諸如村長村支書的小魚小蝦，或者阻擋的人根本阻擋不住他，否則，那阻擋肯定是和他分量相差不大的，畢竟，在國內的執政環境下，一個幹部，那最少也要有著比自己分量重的人提攜，那才有可能上去一步，只不過是提攜的人和自己關係親疏有著差別罷了，但是，最少關係也是過得去的。而只要上了科級的幹部，尤其是一些科級實權幹部，諸如鄉鎮一二把手，那縣裡肯定有著縣級領導支援。

雖然決定了自己調查的方向，牛兵卻並沒有急於行動，事情有輕重緩急，要查，也不可能每個鄉鎮每個鄉鎮的徹查，他既沒有那個時間，也沒有那個精力，他只能是殺雞儆猴，當這種現象已經成了普遍現象的時候，如果挨著挨著的查，就不現實了，他必須綜合考慮影響力，以及必須考慮可操作性。

因此，牛兵繼續的在各鄉鎮轉著，不過，實際上，下鄉的時間也並不多的，年底了，各種事情都比較多，開會啊什麼都很多，還經常的去市裡開會，而去市裡開一趟會，來回基本上就是兩天時間。而到古津不到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