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曰‘舊人’，已歧而二之矣。”李裀描述了這種悲慘的狀況：“法愈峻，逃愈多。從逮捕到審問，道路驛騷，雞犬不寧。其中很多是冤獄陷害，以及順藤摸瓜式的牽連，以至於市場上鐐銬都賣完了。饑民流離，婦女躅躑於郊原，老幼僵斃於溝壑。”由於李裀描寫大清暴政的“七可痛”真實展示了百姓被奴役的悽慘場景，觸到了大清朝廷的痛處，於是，李裀被流放到尚陽堡，一年後鬱郁而死。

順治皇帝

1660年，大清朝廷的言論罪再次吞噬了兩個高官：劉正宗、張縉彥，這兩個人都是從明朝投降過來的官員，後者還出任過明朝的兵部尚書。有人告發張縉彥為劉正宗的詩集所作的序文中有“將明之才”一詞，詞意詭異，不能明白，同時御史蕭震告發張縉彥編劇《無聲戲》，張自稱“不死英雄”，迷惑人心，傷風敗俗。對劉的最後處罰為：罷官，家產一半被沒收，人入旗，不許回鄉。對張的處罰是沒收全部家產，流放寧古塔。不久張縉彥死於流放地。

這些悲慘而殘忍的案例，僅僅是大清帝國踐踏人權的冰山一角。據李興盛先生統計，單單清代的東北流人，總數就在150萬以上。詩人丁介吟唱道：“南國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遼陽。”

這是大明王朝無法尋找出自我更新的體制，無法做到暢通言路的報應，這是中原部族王權暴政的報應……而這些報應卻要由老幼婦孺來承擔。這也是大清王朝的陰毒——對一切可能產生威脅的苗頭的扼殺，對這個國家民氣、骨骼的摧殘。150萬流人，這種恐怖專制產生的心理衝擊波，產生的奴效能量，我們不難想象。

1663年農曆5月26日，在江南人文薈萃的杭州城，大清王朝的殺手將《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餘人（為《明史》寫序的、校對的，甚至賣書的、買書的、刻字印刷的以及當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時或凌遲、或杖斃、或絞死，血淚飛濺，人間天堂淪為人間地獄，“未見花開西湖側，但聞啼哭滿天地，新鬼冤煩舊鬼哭，奴族墳頭多少血！”“主犯”莊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屍，另有數百人包括婦女兒童受牽連被流放到荒涼的邊地，可以想見她們悲慘悽苦的命運。學者吳炎、潘檉章均死於此獄。作為吳炎、潘檉章朋友的顧炎武滿腔悲憤，在旅程中遙祭亡友。他在詩中寫道：“一代文章亡左馬，千秋仁義在吳潘”。後來他又在《書吳潘二子事》一文中，詳細記述了莊家《明史》案的始末，對吳、潘二人的史才和德行高度評價，特別頌揚了他們在刑訊時的大義凜然、威武不屈。

這個《明史》案的故事講述的是一個被征服民族的悲劇，故事的主人公被無恥的同胞叛賣，與《賓虛》中的猶太人不肯出賣自己同胞的行為正好形成鮮明對比。但是這在血雨中頑強抗爭的義人的故事，大清王朝的著作將之全部淡化，只有拂去歷史迷霧才能發現真相。

時至今日，網路上有人在為康熙臘肉辯護時稱，明史案時，康熙臘肉年紀尚幼，不能對該罪行負責。多麼好的辯護者啊，不敢否認臘肉們手上有血，只好推到鰲拜這個替罪羊身上。

那麼我就繼續舉出康熙臘肉手上的鮮血，來證明大清的罪惡。

“平沙一望無煙火，惟見哀鴻自北飛”、“一自蕉符紛海上，更無日月照山東”、“殺盡樓蘭未肯歸，還將鐵騎入金徽”。你能想象，這樣的好詩是出自一個前明官員的筆下嗎？你能想象，他的作品在當時幾乎盡數被焚燬嗎？

黃培，山東即墨人。黃家世代為大明帝國的官員，黃培16歲時廕襲錦衣衛指揮僉事。

清兵南下，在家居閒的黃培的叔父——黃宗昌組織民眾守城抗擊，成為反清英雄，後憂憤成疾而亡。這都給黃培以極大的影響。

黃培隱居鄉間，在被征服時代的恐怖中，這位特立獨行的人不懼剃髮令，依然蓄髮寬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