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田野》相比，《本命年》同樣將鏡頭聚焦在年輕人身上，也同樣是對真誠、理想和美的呼喚，但泉子無意義死去的灰暗結尾卻與《我們的田野》中的理想主義截然不同。

這種客觀冷峻的呈現，恰恰表明了謝非對生活的認識更為清醒和成熟。

另外，演員江文，攝影師肖封（章藝謀的同學）、錄音師武凌（田莊莊、江文的影片都由她錄音）等“第五代”青年影人的加入，也使這部電影頗具幾分現代色彩。

此後，謝非繼續著自己對人性的思考，拍攝了《香魂女》（1993年）。影片表現了一個複雜的女性形象，在她身上，既折射出華夏農村婦女命運的不幸，展示了她們純潔、辛勤和堅強的本色，同時也對她們的愚昧與不覺醒進行了溫和的批判。

1993年2月，電影《香魂女》和《喜宴》在第四十三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上同獲金熊獎。相比之下，黎安的《喜宴》更多是站在西方價值觀的立場上，對文化的包容性進行肯定，而謝非的《香魂女》則更多地表現為東方鄉土社會對於精神文化觀念缺失的集體無意識的批判。

《香魂女》還獲得1993年度政府優秀影片榮譽獎、美國芝加哥電影節最佳女演員獎、香江金像獎十大華語片獎，以及1999年法國亞洲電影節公眾大獎等殊榮。

20世紀90年代，急速發展的華夏社會被捲入風起雲湧的商業化大潮。

謝非拍攝速度雖然減緩，卻仍於困頓中另闢蹊徑。

他以少數民族故事為切入點，試圖透過別樣的風俗繼續探討人性，呼喚理想主義——根據章承志同名小說改編的《黑駿馬》（1995年）便應時而生。而作家梁小聲說，選擇拍攝《黑駿馬》，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悲壯的事。

這部電影就像一首讚美遼闊草原之母的抒情詩，影片中帶有神奇色彩的黑駿馬，悠長婉轉的牧歌，廣袤無邊的草原，都成為蒙古族人精神的一種表徵。男主角回到成長的草原，完成了一次心靈的返鄉之旅，也得以尋回遺失的人倫溫情。

在以索米婭等人為代表的“草原遊牧文化”和白音寶力格為代表的“現代城市文化”的二元對立中，謝非試圖復歸人類的精神家園。電影溫柔敦厚的影像，也成為“第四代”詩化鏡語的極佳樣本。

《黑駿馬》獲1995年蒙特利爾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最佳音樂藝術成就獎，魔都影評人獎最佳影片獎與最佳導演獎，以及俄羅斯第五屆聖彼得堡電影節組委會特別獎。

除了導演身份之外，謝非還是一名教師，一個管理者，一位呼籲者和活動家。

他畢業後即留校任教，後又赴美考察西方教育制度。他身兼諸多電影機構要職，還親自操辦國際學生影視作品展，其多重身份相互交織，構成了“複雜”面貌。

1965年，風華正茂的謝非畢業留校任教，就在他滿心歡喜準備大展宏圖之時，“聞革”開始了。1969年，謝非去了保定白洋淀附近的幹校。1974年，調回了“五七藝校”，開始了教師生涯。1980年至1988年，他又擔任了北平電影學院副院長，管理教學。

在早期，謝非的重心放在拍片實踐上：“在我開始做教師的前十幾年裡，我是既做老師，也在做學生，因為要補藝術實踐的課，因為只有透過親自的拍片實踐，才能獲得真本事、真經驗，才能教好學生。”

北平電影學院教授倪正曾披露一則逸聞：當初，謝非指導78班拍攝畢業作品時，不避越俎代庖之嫌親自上陣，師生間就此引發過爭執，實因其創作力遭“聞革”浩劫壓制太久了所造成。

教學相長，學者的身份也影響著謝非的創作：“有人說拍電影和教電影是兩回事，前者需要熱情，後者需要理智。我以為它們其實是一回事的兩個相輔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