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傳說。

在母親的肚子裡待了不到七個月，謝非就火急火燎地呱呱墜地了，而當時醫療和營養條件，都非常的落後，不由得讓父母為他擔憂，便給襁褓中的這個嬰孩，取了一個象徵“長流不息”的乳名：延河。

小“延河”喝著延河水長大，懵懂中迎來了抗戰勝利，又在閃爍的記憶碎片裡度過了三年的解放戰爭。

從七歲開始，謝非與供和國都迎來了各自美好的十年。從八一小學、一○一中學、北平四中，到修習書法、表演戲劇，這位少年逐漸展露出自己的文藝天賦，這連老成持重的法學家父親，也未曾想到。

謝非讀北平四中時，和同學一起寫劇本、演話劇，甚至還男扮女裝反串過一把校園話劇《蔡文嬌》。後來，受愛好收集電影說明書的姐姐影響，謝非迷上了電影。

“以後我將看電影的感想，對影片的藝術處理及演員表演作初步的評論得出結論，提高自己的水平”——這是一段文理不太通順的表達。謝非以此語立下“志向”，一頭“栽進去了”，堅持從1957年到1962年寫了三本厚厚的觀影筆記。他平均每月要看十五六部電影，兩天看一部，每部都有分析評論。

謝非與謝爵載年齡相差五十多歲，父親對他更多是精神上的薰陶和潛移默化的身教。謝爵載身擔要職，沒有太多時間直接過問兒子的職業規劃，但他卻給予謝非選擇生活道路的權利。

其實，選擇電影作為終身職業，對於謝非有些陰錯陽差。他原本的志願是去蘇聯學習俄羅斯的文學和歷史，翻譯和研究俄羅斯小說。然而，這個計劃因中蘇關係惡化而擱淺。

自此，謝非報考了北平電影學院，踏上了自己熱愛的電影之路。

謝非與新華夏一起成長，他對於其所擔負的“社會責任感與民族憂患意識”有著清醒認識。一種“供和國情結”滲透在謝非的電影作品裡，那是對傳統價值規範的堅守，是個體與祖國命運的緊密相連。

1979年底，文化部電影局召開全國電影創作會，楊巖晉、薛靜的《苦惱人的笑》，藤聞驥、武天明的《生活的顫音》，黃鍵宗以副導演名義拍攝的《小花》，都讓觀者眼前一亮。

而1980年武貽弓的《巴山夜雨》、1981年鄭董天的《鄰居》和章暖忻的《沙鷗》的出現，以及後來陸續摘得的“金雞”“百花”等多個獎項，正式宣告了華夏電影“第四代”的登場。

“第四代”堅持創作與理論互動，掀起了20世紀80年代初濫觴一時的電影創新思潮。恰如他們在“北海讀書會”寫下的宣言：“發揚刻苦學藝的咬牙精神，為我們的民族電影事業做出貢獻，志在攀登世界電影高峰。莫道海角天涯遠，但肯揚鞭有到時”。

謝非，則是“第四代”中將主體性立場和個人化的詩情詠歎堅持得最長久的一位。雖然在“第四代”的早期，他並不是領跑者，但卻幾乎是“第四代”導演中唯一的一位將作者立場貫徹始終的實踐者。

謝非一共執導了9部作品，其中他自己認同的有6部，包括再現“供和國一代”共同記憶的《我們的田野》，改編自文學名著的《湘女蕭蕭》，挖掘人性深度的《香魂女》和《本命年》，體現“第四代”詩化意識的《黑駿馬》，以及少數民族題材的《益西卓瑪》。

謝非的創作伴隨著社會文化思潮的起伏，蘇聯詩電影的風格影響了他的電影語法，文學名著為他的電影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少數民族題材讓其才氣任意馳騁。他以詩化影像頌揚理想主義，其作品民族韻味與東方氣質並存，人文關懷與文藝堅守共俱，形成了富含人文氣息的電影流脈。

1974年至1975年，謝非在北平電影製片廠做影片《杜鵑山》的場記和《海霞》的副導演。謝鉄麗、程懷皚、錢將成為他專業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