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

第三種，挖苦批評。

首先站出來指責周赫煊的，是文藝抗協（文聯）理事兼出版部副部長葉知秋，他在自己主編的《文學月報》上評論道：

“抗戰期間的文學，應該是年輕的、戰鬥的，是健康的、堅實的，是現實的、進步的……《小王子》顯然和戰鬥無關，和現實無關，它以一種脫離現實的虛無筆調來歌頌友情和愛情，這不符合大眾文學和抗戰文學的立場……”

“作為一個有國際影響力的大作家，周赫煊先生此書對廣大青年和文化學者，帶來了非常惡劣的示範作用……在和平時期，《小王子》自然不失為一部優秀的作品，但它現在確實不合時宜。”

“當兵的不能在戰場上做逃兵，而文學創作就是作家的戰場，作家也不能在國難當頭之際做逃兵。我們不能逃避現實，而是要勇敢的面對，或者救亡圖存，或者反映社會……對於作家而言，筆是槍，墨水是子彈，我們不能對天放空槍，而是要選擇正確的目標瞄準敵人……”

葉知秋的這種論調，立即引來許多愛國作家的響應，紛紛評論周赫煊不該在抗戰時期寫童話故事，認為周赫煊這是在作品中逃避困難和責任。

其實葉知秋已經對周赫煊很客氣了，文章就事論事寫得比較理智。他前兩年罵梁實秋才狠呢，譏諷梁實秋“賭場上壓冷門、投人所好”，說得更直接一點就是認為梁實秋在“譁眾取寵”。

第四種，力挺支援。

梁實秋似乎沒有吸取上次的教訓，第一個站出來公開聲援周赫煊，再次跟葉知秋打起了筆仗。他在文章裡這樣寫道：

“總有一些人以文學的名義破壞文學創作，《小王子》呈現的是對真善美的讚揚，難道我們在堅持抗戰的時候不需要真善美了？它既然是健康的，是積極向上的，為什麼就被指責成逃避現實？”

“文學是對人性的書寫，大眾文學如此，抗戰文學如此。真的革命家、真的愛國者，把熾燒的熱情滲入文學裡面，往往無意形成極感人的作品，這就是表達出了人性。若是一味強調文學創作的內容，把文學創作當成抗戰八股，那這樣的作品還有何人性可言？還能感動得了多少讀者？“

“文學是宣傳抗戰的工具，我極為贊同。但若文學只能做抗戰的工具，那抗戰勝利之際，文學也就失去了作用。戰爭終歸是暫時的，而文學是永久了，我們既要做好現在暫時的工作，也不能拋棄文學永恆的價值！”

本來自上次論戰以後，很少人敢公開支援梁實秋，怕被當場過街老鼠圍攻。但這次討論的物件是周赫煊，立即就有不少鐵桿支持者站出來，幫著梁實秋鼓勁吶喊。

從二月下旬到三月中旬，這場論戰整整持續了一個月之久，牽扯進來數十位作家進行大混戰。

雙方就抗戰時期的文學創作展開討論，剛開始還就事論事，漸漸變成了挖苦諷刺。甚至周赫煊和《小王子》都被扔到一邊，爭論焦點變成了文學創作態度和底線，再混雜著作家們以往的私仇舊怨，最後連人身攻擊都搞出來了。

上次左翼文人圍攻梁實秋，是周公親自站出來勸架，並以梁實秋的主動退讓而結束的。這次周公覺得影響不好，也私底下召見了葉知秋，希望其主編的《文學月報》不要再咬著不放。

可還沒等葉知秋做出改變，《非攻》雜誌就刊載了一篇馬珏的評論文章，標題為《論愛國主義文學創作的深層意象》：

“《小王子》的手稿，我一年前就讀過了，初時也以為這是寫給成人的童話故事，歌頌的是友情和愛情，討論的是忠貞和責任。我對周先生講起自己的理解，周先生說，你再往大處想想。”

“周先生沒有詳細說明，也沒有強迫我從何處理解。但現在再讀《小王子》，我確實發現了一些不同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