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後來蔓延東三省的瘟疫。

緊接著，俄又將數千的中國勞工裝入廢舊的火車鐵皮車廂之內，沿著中東路運回哈爾濱，這數千人中有染病而死的，但更多是在車廂中活生生的餓死，凍死。

1910年11月14日，奉天出版的《盛京時報》，在角落裡登著一條短訊：

“十三日滿洲里站共有病者二十一人。是日又病華人二十一名，死二十四人，尚餘十八人，扎來諾礦病二人，似病瘟者一人，哈爾濱有似病瘟者十四人，自瘟疫發現之日起至今，滿洲站共病一百八十四人。華人死一百六十六名，俄人四名……”

哈爾濱最高長官西北路兵備道於駟興會同俄國官員視察了傅家甸，下令租用一些房屋作為養病院，並責成當地巡警局，一旦發現染疫者一律送入養病院，以防傳染。

此時清朝的醫療衛生體系近乎於零。1905年北京才開始在巡警總廳下設立專事清掃垃圾的衛生處。首都尚且如此，哈爾濱這個邊陲的新興城市情況就更加不堪了，甚至連一名華人西醫都沒有。儘管在大疫之初，官府也做了一些防疫工作，但裝置落後、缺乏科學知識，使得這些努力在洶湧的疫情面前無異於杯水車薪。

更加嚴峻的是經過上海橡膠股市崩潰之後，清政府陷入全國性的金融危機，清政府無力抗拒這樣大規模的急性傳染病。歷史上，鼠疫曾有過兩次世界性的大流行。第一次發生在公元6世紀，致使羅馬帝國四分之一的人口喪生，並直接導致了羅馬帝國的衰落。第二次發生在中世紀的歐洲，那場鼠疫造成2500萬人喪生，鼠疫結束後歐洲人口減少了近三分之一。控制得不好，鼠疫足以成為毀邦滅國的力量。

疫情沿鐵路一路南下，一時“疫氣蔓延，人心危懼”，有如江河決堤，不可遏止。“死屍所在枕藉，形狀尤為慘然”。龍江、長春、呼蘭，甚至河北、山東……每天疫死者成倍增長。東三省總督錫良哀聲長嘆，疫情“如水瀉地，似火燎原。”

1910年12月初，外務部右丞施肇基收到了俄日兩國的照會，俄國和日本以清政府無力控制疫情為名，要求獨立主持北滿防疫事宜。

就在幾個月前，施肇基剛剛從吉林西北路兵備道任上卸職。對於東北的局勢，他可謂瞭如指掌。他知道答應俄日兩國獨立主持東北防疫的要求，無異於把東三省的主權拱手送出。

疫情勢不可擋，列強狼子野心。本就搖搖欲墜的大清國在天災**的雙重壓力下，猶如將傾的大廈。

只有控制住疫情才能堵住列強之口，而且主持東北防疫的絕不能是外國人。但中國人中，誰有這麼大本事呢？施肇基暗自發愁。

這時，他想起5年前隨清政府憲政考察團到各國考察途中，在南洋檳榔嶼遇到的一個人。

此人名叫伍連德，是劍橋大學醫學博士。自幼生長在海外的伍連德，雖然英文比中文還要熟練，但卻有一顆拳拳報國之心。此時，伍連德已從南洋歸國兩年了，正在天津陸軍軍醫學堂任幫辦。1910年12月22日清晨，伍連德帶著助手林家瑞登上了北上的列車。

1910年12月27日，傅家甸一名與當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疫死，伍連德決定解剖屍體，找出真正的病因。伍連德發現了比歐洲黑死病兇險百倍的新型鼠疫——肺鼠疫，鼠疫病毒竟能透過飛沫傳播。

可是伍連德找出了鼠疫的原因，卻不被當時的人所接受，甚至還遭到了日本鼠疫桿菌的發現者——著名學者北里柴三郎徒弟的嘲諷。

各國領事也不接受當時伍連德的觀點。面對這些牴觸，伍連德束手無策。幾天的經歷使他明白，他這個東三省防疫總指揮只能負責傅家甸的防疫事宜，而遏制疫情的最佳時機也在這些牴觸中悄然溜走。

令人欣慰的是，面對如此惡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