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發展都是沿著由事物本身決定的途徑在進步。他們都信仰必然性，認為進步是一個普遍規律，這種態度是十九世紀的特色。然而，這種發展觀，保持了一種只能從有神論那裡才能找到依據的宇宙樂觀主義。

他們這種進步導致進化的觀點擴充套件到社會政治領域的結果，就是必然要造就一個隨著時代變遷而各具時髦名詞的………等同於上帝旨意的………所謂的理論“真理”，必然要造就一個隨著時代變遷而各具時髦名詞的………等同於上帝權威的………掌握著那“真理”的“舵主”、以及類似的“兩個凡是”，必然要造就一個隨著時代變遷而各具時髦名詞的………等同於上帝行為的………戰爭（或其他行動）合理論，必然要造就一個隨時代變遷而具時髦名詞的“可惡罪”；只要是條件適合，還必然要造就一個政教合一的獨裁統治。因為，按其邏輯：“舵主”正在掌握著類似上帝精神的“真理”指示的向歷史必然程序進發的舵輪，而戰爭或其他任何被良心認為是卑鄙的行為，正是“舵主”在促進這種進步的過程中清除“可惡罪”所使用的必要手段。

不忘記歷史固然重要，但更重要是應讓人們洞曉這些罪惡的實質是怎樣形成的！只有這樣才有可能避免重蹈歷史的覆轍。

科學證明，自然選擇的作用是導致適應。進化不是必然地走向某一方，因為生命有創造自己未來的自由。演化會擴大適應性生物的複製基因量，而複製基因是沒有自覺性和目的性的。那些幸運的複製基因，只是靠偶然異變，以及有性生殖具有的混和基因的作用，其湊巧編制的程式最佳化了適應自然的程度，從而得以廣播其遺傳。進化就是這樣一步步透過基因庫內最佳化等位基因的差別性生存來實現的。也就是說，一切生命都是透過複製實體的基因………DNA分子的差別性生存而造成了進化。所以，自然選擇的真正功能是表明生物隨時在適應著變化的環境，如果環境不導致方向性，那麼生物演化就沒有這樣的適應性趨向。

流行的進化就是進步的觀點，是因為我們將進步定義為向著預定目標的運動，或者根據一般複雜性的上升水平來定義進步。這種觀念容易引起誤解，因為進化中只涉及變異，並不帶有任何的進步形式。在生物學中，任何堅持認為生物向著〃更高〃生命形式（隨其界定）進步的進化論顯然都屬於是主觀唯心的發展觀。

科學家們認為，進化論是客觀地研究自然活動的產物，其中不包涵道德和精神的價值。而且，倫理學還不曾做出過任何確切的、有所發現意義上的進步；在倫理學裡面並沒有任何東西在科學的意義上是已知的。因此，我們就沒有理由說古代的倫理觀要低於近代；也沒有理由說任何人的倫理觀是絕對正確。將人還原為受自然力控制的動物，這是現代科學所揭示的唯物論哲學產生出必然結論。

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歷了若干形式，我們不能主觀籠統的斷言，人民歷來都是“水深火熱”的生活在各種封建、落後、反動的政治社會中，從來沒有享受過自由和幸福。所以，判別一個社會的好壞，不能只憑它的形式，而應根據其實際內容，根據生活其中的人民滿意的程度。所以，將社會政治還原於“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這也才是客觀的真理。

【漫談】前蘇聯〃李森科事件〃，就從另一側面證實了這種現象。李森科成名於他所發現的小麥〃春化現象〃，春化過程是，將小麥凍起來，這樣在春天的時候小麥就會很快發芽。在西方早就知道這個過程了，但是李森科宣稱這種現象可以遺傳，也就是說一旦小麥經過春化過程的處理，在以後的世代中，小麥都會更早地發芽。這對於只有很短的季節可以生長作物的地區來說，有很大的價值。不久，李森科便得到強有力的政治支援，可以公開攻擊遺傳學和適應選擇理論了。於是，遺傳學被貶斥為唯心主義的胡說，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