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睡意全無，發表著自己的觀點，並時有爭論，最後他約我共進晚餐，介紹我認識一下世界食品大亨。

我放下電話，愣了許久。到底誰是醫生？是他還是我？我和他都忘記了自己的固有角色，一個身體內帶著我安裝的異體肝及腎的病人，反而努力地為我們公司的經營作著診斷，大有我是病人、他是醫生之趨勢。

12年前的一個早上，我同芝加哥拉什（Rush）移植中心主任威廉姆斯（Williams）教授一同查房，第一個察看的病人就是剛剛轉進的比爾。他肝腎功能衰竭，進入昏迷狀態，生命體徵極不穩定，靠多巴胺維持血壓，唯一的救命方法是實施肝腎聯合移植。芝加哥的數家大醫院均因比爾的病情太重而拒絕為他手術。威廉姆斯教授指示，把比爾列為器官等候名單中的最優先順序——“Ⅳ”級，這意味著48小時內必須獲得器官，否則病人將不治。

深夜，我接到拉什移植中心器官協調員的電話，佛羅里達有器官。隊伍在醫院門口集合，冰桶、儲存液、活檢槍堆進了後備箱，隊伍一行4人奔向芝加哥“中途機場”（Midway）。協調員在路上向我們彙報供體情況，我檢視了腦死亡記錄。20分鐘後，我們踏上了小噴氣式飛機，飛向南方。

早晨，我們帶著裝有肝臟及腎臟的冰桶飛回芝加哥。我換上手術衣，將器官仔細修好，送上手術檯，協助威廉姆斯教授切除嚴重硬化的病肝，將健康的肝臟及腎臟移入比爾體內。

比爾甦醒了，移植的肝腎都很好地工作著。當得知我是參與全過程的中國醫生，他無比高興。他告訴我，1972年他曾作為尼克松總統的年輕助手第一次到中國，之後，他促成了廣東省第一條高速公路的融資。他感謝我和威廉姆斯授救了他的命。

兩個月後，他請我和威廉姆斯教授到他芝加哥市中心豪華的家裡吃飯，他把整個法國餐館都搬來了。他滿臉是毛，胸毛從襯衣的紐扣間溢位，顯然是控制排異反應的藥“環孢素”及激素的副作用造成的，像個猩猩。他侃侃而談，對身體恢復的狀況非常滿意，他提出加入我和威廉姆斯教授成立不久的欣凱公司，願意到中國出差。我覺得好笑，一個終末期病人，還不好好在家休息，我們未置可否。

術後，比爾從政府部門退休，建立了一個諮詢公司，自任總裁，並擔任多家跨國公司的董事。他常同美國議員聚會，還陪同芝加哥市長戴利來中國訪問。他時常打電話給我，問問工作，感謝我給了他第二次生命。

2006年初，比爾太太找到我，她告訴我比爾的腎臟壞掉了，是免疫抑制劑的毒性造成的，已開始透析了。在加州，要等5年才有希望得到供腎，她要我再幫比爾一次。終於，天津的沈中陽教授為比爾換了腎，比爾對武警總院腎內科張主任的透析及沈主任的手術讚不絕口。

他身上帶著兩個自己的壞腎、一個美國壞腎、一箇中國的好腎及依然工作的移植肝回到了美國。一天，他邀請我到他的海邊別墅做客，同邀了幾位金融界好友，共同探討中國的高速發展及機遇，比爾約我下次上海再見。看著這位60歲的“健康”年輕人，意氣風發，我無言以對。這是什麼精神，這是多麼可敬的生活態度。他的精神比我們更健康。今天，他就在浦東，不是來治病，而是來開拓事業的。

一對美國夫婦的生活態度（2）

今天早晨8點，比爾的電話又來了，我很興奮地告訴他，一篇關於他在移植術後與疾病作鬥爭、與疾病共生存、藐視疾病的部落格文章被選登在新浪首頁，引起了很大反響，兩天內有2000多次點選，並有許多網友發出感慨。他顯然對“新浪”的名字很熟悉，聽了很興奮，請求我把文章給他，他願意同中國的網友們，特別是移植病人們分享與疾病共生存的感想，講述實現社會價值的心路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