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1915年創辦《青年雜誌》，面向青年，喚起“倫理之覺悟”，“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定其自主自由之人格”（《敬告青年》）。李大釗除在《甲寅》上發表文章為陳獨秀辯護外，也寫了《暴力與政治》等文批判“強力足以治國”的國家主義思潮，鼓吹以“愛人的精神”，“喚起其全國之自覺”的俄國式的“社會革命”。蔡元培在總結戊戌政變的教訓時，即已認識到“中國這樣大，積弊這樣深，不在根本上從培養人才入手，是不可能的”；在1914年更明確提出“既認定教育可以救世，便當斷絕政治上之迷信”。時在美國留學的胡適在1915年2月20日的日記裡，也記下了他的英文教師的觀點：“一國之大學，乃一國文學思想之中心，無之則所謂新文學新知識皆無所附麗”，並且滿懷激情地寫道：“國無海軍，不足恥也；國無陸軍，不足恥也！國無大學，……乃可恥也。我國人其洗此恥哉”，“吾他日能生見中國有一國家的大學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國之康橋、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

漫說北京大學與五四新文化運動（2）

胡適其實是敏感到了一種已經成熟了的時代要求的。1916年12月22日蔡元培於“大風雪中”來到北京，12月26日大總統黎元洪釋出命令：“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校就職，並且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周作人等一批影響一個世紀的民族精英都很快聚集於北京大學，這固然是由許多具體的人事關係所促成，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也標示著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的選擇趨向，可以說是勢之所至。它意味著，知識分子的目光由國家（廟堂）轉向民間，由強權政治家轉向知識分子自己，由依附權勢，轉向依靠知識（科學、理性）自身的力量，透過思想啟蒙，喚起國人的自覺，自下而上地進行中國的社會變革。

蔡元培對北大的改造，是從根本改變教育思想、明確大學性質入手的：他在就任演說中堅定地宣佈：“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同時，又建立評議會，實行教授治校。這就從觀念與組織上，根本擺脫了對國家官僚機構與官僚政治的依附與控制，實現了教育（學術、思想、文化）的真正獨立，也就是知識分子自身的獨立。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相容幷包”的辦學方針，其目的正是要為知識分子提供自由而廣闊的精神空間，將北大改造成為民間知識分子的自由集合體。“教育指導社會，而非隨逐社會者也”，在自由、寬鬆的人文環境中，創造新的校園文化，並以此影響社會。

應該說，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本世紀絕無僅有的這樣的一次嘗試。正是在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學，建立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新的正規化：這是一批體制外的知識分子，不僅從根本上走出了充當“官的幫忙、幫閒”的傳統知識分子的老路，同時也避免落入在現代商業社會中成為“商的幫忙、幫閒”與“大眾的幫忙、幫閒”的陷阱，而獲得真正的人格獨立與個體精神自由；他們永不停止對彼岸精神理想的追求與對精神（思想、文化、學術）的探索，因此對此岸的現實存在總不滿足，永遠對現狀持批判態度，永遠是“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這是魯迅對“北大校格”的概括，我們所說的“北大精神”所指的正是北大為中國知識分子所提供的這樣一種精神規範。

正是這些被魯迅稱作“真的知識階級”的北大人，創造了以“科學的思想與方法”、“民主與個體精神自由”、“‘重新估定價值’的懷疑主義精神”與“相容幷包的寬容精神”等為核心的新世界觀，新思維，新倫理，新方法，新的人際關係與交流方式，從而創造了新的想象力與新的創造力，並且作出了以文學語言、形式的變革為突破口的文學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