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牽動學校”。這樣的補充是必要的，因為他們自己在此以前就已經參與了政治，而且不是一般地參與，而是自覺地、主動地掀起一股“政潮”，這就是1922年胡適等創辦政治、思想、文化刊物《努力週刊》，並且在上面發表了《我們的政治主張》。署名者中標明北大身份的佔６8．75％，其中有北大校長蔡元培、教務長鬍適、圖書館館長李大釗等；除了人文學者外，相當多的是社會科學學者，而且大都有歐美留學的背景；因此，《我們的政治主張》可以看作是北京大學歐美派知識分子的政治宣言，其引人注目之處即在於提出了“政治改革”的目標。由提倡思想改革轉而強調政治改革，這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的胡適，自然是一個重大的轉變。這表明，胡適並不滿足於做“學閥”，他更願意充當指導國家政治的“國師”。正是這個“國師情結”，成了胡適不斷地宣稱“不談政治”，進而反對青年學生干預政治，而自己終於免不了談政治，進而實踐政治的內在的思想與心理的動因：真正熱衷於政治的，其實正是胡適自己。胡適等政治改革主張的核心，就是提倡“好政府主義”。這可以說是貫穿胡適一生的政治目標。其要點有二。首先是強調“政府（國家）”的地位與作用，強調“政府是有組織的公共的權力。權力為力的一種，要做一事，必須有力”。《好政府主義》，《胡適文集》卷12《胡適演講集》，頁716。胡適在1922年所寫的《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最後一節“五十年的政治哲學的趨勢”裡談到了“從放任主義到干預主義”的發展，也是強調國家對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全面干涉。胡適認為“干涉主義”可能會引起誤會，因此可以稱為“政治的工具主義”，即“現代政治的問題不是如何限制政府的許可權的問題，乃是如何運用這個重要工具來謀最大多數的福利的問題”。《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胡適文集》卷3《胡適文存》2集，頁308—310。胡適等因此提倡一種“有計劃的政治”《我們的政治主張》，《胡適文集》卷3《胡適文存》2集，頁329。，要求把人民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都納入到國家的統一“計劃”中去。1928年胡適訪問蘇聯，曾對蘇聯式的“有理想，有計劃，有方法的大政治試驗”表示“心悅誠服”，這並不是偶然的；胡適甚至還提出了一個“新自由主義”或“自由的社會主義”的概念。《歐遊道中寄書》，《胡適文集》卷4《胡適文存》3集，頁42—43，頁47。胡適晚年對此有一個反省，提出“一切計劃經濟都是與自由不兩立的，都是反自由的”，《從〈到奴役之路〉說起》，《胡適文集》卷12《胡適演講集》，頁831—832。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北京大學教授的不同選擇（18）

胡適提倡“強有力的政府”的“計劃政治”，其背後是一箇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模式，即是依靠國家強權和強有力的政治領袖，實行社會總動員與高度的組織化，以集中全國人力物力，實現現代化。這一思路是貫穿二十世紀的：最初的洋務運動與戌戍政變就是企圖透過清王朝內部的變革，重振皇權的權威，或建立光緒皇帝的個人權威，使國家逐漸走向現代化道路。但腐敗不堪的滿清政府已無重振皇威的可能，這才有了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革命勝利後的混亂，又使一部分知識分子不惜支援袁世凱稱帝來重建權威。但袁世凱的復辟——實行個人獨裁，以孔教為國教，強化思想控制，打破了“權威立國”的幻想，人們開始尋找實現現代化的新思路，這才有了蔡元培的北京大學與五四新文化運動，試圖依靠知識與知識分子自身的力量，透過思想啟蒙，喚起國人的自覺，自下而上地進行中國社會的變革。現在胡適等人提出的“好政府主義”實際上正是要回到依靠國家強權實現現代化的這條道路上來。而魯迅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提出了他的質疑；他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