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流，江南各省一片凋零，田稅收入直接銳減了四成，本來就失去江北半壁的明朝廷財政更加吃緊，去年秋稅只收到了一千萬石左右，有兩百萬石還用來當作戰爭賠款了，剩下的八百萬石根本就熬不了多久，夏收未至，明朝財政就出現了嚴重的赤字。

朝廷沒錢花，自然就要向百姓加派捐稅，這不加派還好，這一加派，逃亡的百姓就更多了，就連最不可能北逃的舉人秀才也逃了，以至於作為大比之年的今年，參加會試的舉人不足兩百人。

明朝廷也不是沒有頒佈詣令限制百姓出逃，不過這些詔令根本就得不到貫徹，因為地方各級政府都潰爛了，官員們都在搖擺和觀望，甚至很多都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了，這些人怎麼還會聽朝廷的。

人心思亂，那國家就亂。三月初，四川都掌蠻發動叛亂，戰火燒到了數個州縣。緊接著，貴州生苗發動叛亂，直接威脅湖廣地區；三月中，廣西思明府土司黃廣成發動叛亂，接著廣東又叛，不久之後雲南土邦地區又叛。

所謂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牆倒眾人推，破鼓萬人捶，這不是沒來由的。西南各省本就是少數民族聚居之地，對明朝沒有多少向心力，只是迫於明朝的軍威才歸服，現在明朝不行了，他們自然相繼起叛。

西南大部起叛，明軍頹於徵剿，軍費激增，讓本就一塌糊塗的財政更加吃緊，可以說，明朝已經快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了。為了補救糜爛的時局，建文帝屢次下詔求直言，最終應者寥寥。

這也不奇怪，北方有一個禮賢下士，仁德明斷的大華民國大總統作對比，南方士紳階層早就對高高在上且庸碌無能的明朝皇帝失去了信心，很多捨不得離開故土計程車紳甚至還做好了迎接“王師”的心理準備。

面對萬馬齊喑，無人出一言的居面，建文帝憂憤之餘，脾氣變得越來越暴躁，大臣們稍有不慎，就會被訓斥，從去年到今年，被削職為民的二品以上大臣就有五位，朝廷上更是無人敢言。

在舉步唯艱的局勢下，建文帝最後不得不起復方孝孺，雖然方孝孺在與北平軍談和的時候嚴重地“損害”了明朝國威，不過建文帝已經如孤家寡人一般，除了方孝孺，他已經找不到能信用的大臣了。

方孝孺被免職期間，倒也沒有消極墮落，依舊在無緣無悔地鑽研學問，尋求救國之策，這不，他一回到朝堂之上，就把自己精心編就的《強國方略》進獻給了建文帝，其中最重要的一條，那就是：師敵長技以制敵。

而要師敵長技，那就先要像越王勾踐學習，忍辱負重，臥薪嚐膽，方孝孺建議建文帝上表向大華民國稱臣，以此麻痺對方，爭取時間以自強。同時用進獻金錢與美色的方式，來腐蝕大華民國各級官員，使之**墮落。

另外，方孝孺給出的強國方略中，還包括廣派神童北上，偷學其技藝；或用金錢收賣其技工，為我所用等等手段，因為在他看來，明朝與大華民國的差距是技術，只要偷師到技術，就能扳回劣勢。

方孝孺想得倒挺天真，實際上明朝與大華民國的差距最主要的並不是科技，而是國體。在科技突飛猛進的時代，帝制已經不符合時代的發展要求了，唯有共和制才是歷史的主流。

所謂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明朝如果不改變君即國家的帝制國體，任它怎麼掙扎，最後也只有消亡一途。而方孝孺是不會明白這一點的，他只會天真地想當然。

建文帝也不明白這一點，而且就算他明白，也不肯主動放下手上那至高無上的君權。所以，他看完方帝師所上的《強國方略》，也看不出什麼問題來，只是連聲稱好，並本著死馬當活馬醫的精神，下詔任命方孝孺為禮部尚書，全權主理與大華民國的邦交事宜。

方孝孺一恢復職權，就積極開展行動，首先是派出使團，帶上國書和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