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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昭四年二月初，陳湯的奏章與郅支的首級一併送抵長安。關於郅支首級的處理，在未央宮引發了激烈爭辯。

首級運到長安，很明顯，接下來就要涉及到是否懸首示眾的問題。朝堂上同樣分為兩派，嘴炮互攻。

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認為：“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如同傳首萬里。且《月令》有載，春乃‘掩骼埋胔’之時，宜勿懸。”

丞相匡衡是繼帝師蕭望之之後的儒派代表人物，言必引經，論必據典，他搬出漢朝最重要的典籍《四農月令》，確有相當說服力。

大司馬許嘉、右將軍王商也不甘示弱反駁：“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懸十日乃埋之。”

你不是以大自居麼，咱就用聖人之言反將你！

一旦懸首，則必然論及甘、陳之功，這是石顯、匡衡一系絕不願看到的。而身為軍方首腦，許嘉、王商則樂見其成，因為說到底這是軍方的榮耀，更是他們領導下的光輝戰績，足以彪柄青冊。更重要的是，甘延壽出任西域都護，推薦人正是許嘉。甘延壽取得的驕人戰績，證明了他慧眼識人。西征的功績，怎麼算都有他一份。

這兩派所有的爭論，看似為國為公，其實都牽涉到各自團體及個人的利益。石顯與匡衡，固然有個人私怨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藉此打擊政敵。同樣，許嘉與王商等外戚派，也對此心知肚明，別說甘延壽與陳湯打了勝仗，就算打敗仗，他們也要力保。

在這場治政博奕中，甘延壽與陳湯，只是他們手裡的棋子，互相攻訐政敵的工具。

懸首之議，相持不下，同樣難決的，還有甘、陳功罪的問題。

石顯、匡衡俱奏：“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倖，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

這是典型的儒家言論了。使者代表大漢出使，最好別生事，被殺算你倒黴，但你矯詔興師討伐，萬一失敗，給國家帶來災難怎麼算？

元帝頻頻點頭，這話聽上去有道理，但又好像哪裡不對……

許嘉駁道：“矯詔興師，非始於延壽與湯。遠有長羅侯（常惠）違旨合烏孫擊龜茲，雪戊已（賴丹）之恥；近有馮右軍矯旨（馮奉世）擊莎車，平定西胡，安我遠邦。先帝不以為忤，俱封侯。今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鬥糧，以屯田之卒，合四夷之兵，誅斬郅支，揚威異域，古之將者，莫此為甚。臣曾聞，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逾月’，宜速犒賞。”

論嘴炮，這位鑿壁借光，讀書萬卷的匡衡又豈會懼，立即抓住許嘉論點中的一個破綻，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既言馮右軍，當知昔年是何人阻其封侯，而先帝又是因何之故未封？”

許嘉、王商心下暗道糟糕，這個匡稚圭（匡衡的字），還真不好對付。

匡衡說的這個人，就是前太師、儒家宗師蕭望之，而他也是元帝最敬重的老師。

當初還是宣帝在位時，馮奉世矯詔合兵，平莎車之亂後，宣帝召集朝臣議功。丞相、將軍都說：“《春秋》之義，大夫出使國外，如果遇到有利國家之事，可以自行其事。馮奉世的功勞尤其顯著，應當加封爵位賞賜土地。”

宣帝很高興，正要擬詔，時任少府令的蕭望之卻道：“奉世奉使有旨，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

瞧瞧，這話與之前石顯、匡衡的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