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楚大明的問題之後，朱祁鈺就可以對症下藥了。

但在這之前，還需要把地方的收支問題搞清楚。

萬曆時期，大明兩京十三省財政收入佔比：

北直隸6.40%，山西13.08%，山西9.34%，四川2.01%，雲南0.46%，貴州0.09%，廣西0.70%，廣東2.01%，湖廣4.75%，江西5.15%，福建1.76%，浙江7.09%，南直隸20.41%，河南9.21%，山東17.55%。

可以看出，稅收的大頭還是在南直隸和山東及山西三省達到51.04%，超過了一半。

然後是陝西、河南、浙江和北直隸，四省加起來32.04%，佔了差不多三分之一。

以上七省的財政收入達到了83.08%，佔據了絕大部分。

剩下的雲南、四川、貴州、廣西、廣東、湖廣、江西和福建八省加起來只有16.92%，還沒有山東一個省的多。

由此可見，明朝的經濟發展很不均衡。

另外就是山河五省的負擔太重了，特別是陝西和山西。

明朝的山河五省，也就是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隸和陝西，稅收的重擔幾乎壓垮了那裡的百姓。

明朝的稅制，本來就對農民極不公平，往往是富不出力，貧多擔稅。

北方的土地本就不如南方肥沃，軍隊種田的效率自然不高，時間一長，原本可以種植的土地也因為過度耕作而變得貧瘠。

嚴重的是，由於北方地區與蒙古和後金接壤，這裡的軍隊數量特別多，屯田的面積也就大得驚人。

明朝初年，屯田面積曾達到了近9000萬畝，但百年後的實際耕種面積卻減少了四分之三。

這對當地的生態環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這些地區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成為了防禦外敵的前線，軍事開支自然高於其他地區。

由於長期的戰爭和過度的屯田，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嚴重受限，百姓們的生活水平遠不如江南等地區。

但即便如此，當朝廷需要徵稅時，這些地區的百姓仍舊是首當其衝的物件。

明朝的百姓生活在何種壓力之下。

他們既要忍受外敵的侵擾，又要應對內部的榨取，真可謂是外有強敵，內有貪官，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而朝廷的政策，往往因為忽視地方實際情況而導致問題的進一步惡化。

這種從上到下的壓迫和榨取，最終導致了明朝社會結構的不穩定，也為其最終的滅亡埋下了伏筆。

政策制定時的地方考量，如何平衡地區發展的不均等問題，以及如何建立一個公平、有效的稅收系統等。

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不僅需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更需要有一個合理、公正的內部管理系統。

當這個系統出現問題時，無論外部多麼強大，內部的腐敗和不公正都會逐漸侵蝕這個國家的根基。

朱祁鈺覺得稅收政策也要搞好平衡，不能過度的搜刮百姓的財富。

另外，經濟法則也要儘可能地平衡。

當然，以大明現在的社會發展，想要平衡發展經濟是很難的。

首先，交通這塊就極大地阻礙了物資的流通，物資交流起來非常困難，又比較費時間。

水泥已經有了，還要大量的鋼鐵，到時候才能修橋鋪路，極大地改善交通條件。

當然，前期只能給每個省修一條主幹道，支道要後面再慢慢修。

另外，還要想辦法解決打隧道的技術問題，想辦法把道路拉直。

其次，貨幣也沒有統一，朱祁鈺的貨幣改革還在準備當中，工部那邊還沒有拿出合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