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歷史上很普遍存在的心理現象，我豈有不利用之理？

因為王韶在西夏邊境創辦市易法取得了一定的成績，而市易法的危害還沒有顯示出來，皇帝若因此而取消市易法，必然會引發一場朝會中的大辯論，而辯論的結果若是我的政見獲勝，則必然讓王安石面子受挫，他非得提出辭呈不可；倘若是王安石贏，則即便皇帝信任我，只怕他也無力阻止市易法的推行了。況且這個年輕皇帝的信任，絕對不可能是無條件的，這一點我一直牢記在心。

兩種結果皆非我所樂見，所以對我來說，最好的辦法還是集中精力攻擊免役法，順帶著把市易法給斃了，同時再對保馬法做一些改良。而攻擊免役法卻要不至於使王安石被迫辭職，我就需要在免役法的基礎上，做出一些改良，提出一種新的政策來取代免役法。畢竟免役法是王安石財政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成，毫不誇張的說，免役法構成了王安石斂財的主要手段。

鑑於這種情勢，第二天，我請皇帝召王安石入宮，做一個小規模的討論。因為以我的身份，是沒有辦法和宰相辯論國家大事的，否則與禮制不合，所以不得不先召一個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銜的大臣來，簽署了一份詔書，給了我一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身份。在宋代，皇帝的詔令如果沒有宰相的副署，視為無效，不具備法律效應。而只要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就是宰相了，所以皇帝先給了我這個宰相銜，並特許我不必參預朝會，雖然祖制所無，但是眼下根本沒有人來得及阻止這一道閃電任命。而事後即便是有人置疑，也可以將這個任命視為一種恩寵來解釋，這是古代有先例的，把宰相銜做為一種恩寵賜給元老大臣。

所以當王安石進宮之後，我已經是大宋國名義上的宰相之一了。

王安石的臉色很不好看，很明顯，他已經知道我從昨天入宮一直沒有回家，而一進來皇帝就向他宣佈了這道任命，並且任命已經以最快的速度向全國公佈了，朝報上面也會有這樣的訊息，想阻止也來不及了。我有點擔心那些給事中們，他們沒有駁回這道詔書，王安石肯定會記住他們的。不過政治鬥爭總要有一些冤死鬼的，我也沒辦法……

王安石聽到我置疑他最得意的免役法，簡直就是悖然大怒，不過礙於皇帝的臉面，才不好發作。他的道理倒是講得很明白，無非是免役法有多麼精密，國庫每年的淨入達到二三百萬貫，而我則死死的攻擊免役法擾民。並且再一次提出我對國富與民富的辯證觀點。因為我準備得相當的充分，完全不象那些舊黨一樣，只是泛泛而談，我收集了不少的真實事例，有地點有人名；也有做了不少的統計數字，指出免役法對百姓的禍害有多深；王安石對此根本無法解釋，到最後他竟然賴起皮來，說這種事根本不是免役法造成的，以前也有這樣的現象。我知道這種辯論手段他也曾玩過，沒想到故伎重施，我毫不客氣的追問：“相公謂不能保其無此，然某請問相公，免役法之前，百姓賣屋交役錢，相公可能實證？”順便還給他帶了頂帽子，“某亦敢問相公，之前百姓賣屋納稅，是仁宗皇帝時呢，還是太祖皇帝時？又因何事所致？”又批評他：“相公為宰相，為天子牧四民，不能使百姓安居樂業，而謂不能保其無此，此非宰相之過耶？”

這時節王安石知道不能在這問題上糾纏了，便反客為主，開始質問我：“免役法使國庫歲入二三百萬貫，倘無此法，國庫空虛，若萬一國家有事，又當如何？”我朗聲回道：“前者鋼鐵製造之業，可使國庫歲入三百萬貫有餘，可抵此數。又若百姓能安居樂業，則商業更加發達，而國家從中厘稅，收入當在不下數百萬貫，然非眼光長遠者不能謀此。”

我又補充說：“臣非請廢免役法，乃請修改免役法。臣以為，可以復熙寧之前舊制，五等人家，數年一輪，以服國家之役，若百姓財有餘力，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