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卷1，頁302、301。——可以看出，魯迅不是以指導者的姿態出現，更不是把自己當作“前途的目標，範本”，他是將心交給青年，把自己痛苦經驗告訴年輕人，不希望曾經糾纏自己，給自己帶來了極大痛苦的古老的鬼魂再來糾纏年青的一代，期望他們不要重走自己的老路，而能走出一條不同於自己與前人的新的路來：他依然堅守了“自己揹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魯迅全集》卷1，頁135。的基本立場與態度。他擔心，如果號召青年人都讀古書，鑽到故紙堆裡去，而青年又缺乏必要的批判精神與科學方法，結果“進去了”卻“出不來”，被故紙堆所俘虜，就可能由“活人”變成“殭屍”：對此，他確實有“大恐懼”。

後來，魯迅又把這種鼓勵青年鑽故紙堆，與實際生活脫離的傾向概括為“進研究室”主義，進行了更為尖銳的批判。在1925年的《通訊》裡，他這樣寫道——

北京大學教授的不同選擇（13）

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毀了事情頗不少。學者多勸人踱進研究室，文人說最好是搬入藝術之宮，直到現在還不大出來，不知道他們在那裡面情形怎樣。這雖然是自己願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計。《通訊》，《魯迅全集》卷3，頁25。

這裡說的“學者”是應該包括胡適在內的——但查胡適的著作，似乎並沒有“進研究室”這樣明確的說法；1919年6月29日胡適曾在《每週評論》上發表過一篇《研究室與監獄》的文章，引用陳獨秀的說法：“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見《胡適文集》卷11《胡適時論集》，頁17。但這一說法似與魯迅概括的“進研究室”主義無關。所以這仍然是對一種思潮的概括，它大體包含兩個含義，一是鼓勵年輕人鑽入研究室裡，兩耳不聞窗外事，和社會實際、現實生活脫離，閉門讀書；另一就是讀死書，使人成為“書廚”，結果思想“逐漸硬化，逐漸死去”。魯迅後來說，“我先前反對青年躲進研究室，也就是這意思”。《讀書雜談》，《魯迅全集》卷3，頁462。

一個月以後，魯迅在《春末閒談》中，把“進研究室”主義置於中國歷史與現實的專制體制中來考察它的實際作用，就提出了更為鋒利的批判。他說，專制的統治者對他的臣民（被統治者）有兩個方面的要求：一方面，要絕對服從自己，另一方面又要“貢獻玉食”供自己享受，這兩者是可能存在某種矛盾的：“要服從作威就須不活，要貢獻玉食就須不死；要被治就須不活，要供養治人者又須不死。”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發明一種奇妙的藥品”，注射在臣民的身上，既使其知覺神經“完全的麻醉”，不能思想，但保留運動神經的功能，還能幹活，也就是“沒有了頭顱，卻還能做服役和戰爭的機械”。魯迅指出，這樣的替統治者著想的“良藥”，除了“遺老的聖經賢傳法”，就是“學者的進研究室主義”，還有“文學家和茶攤老闆的莫談國事律，教育家的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論”之類。《春末閒談》，《魯迅全集》卷1，頁215、216、217。——這樣的批判，已經跳出了具體的人和事，真正把“進研究室”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潮，而揭示了它的實質：初初一聽，似乎提得太高，似難接受；但仔細思索與回味，卻不能不承認，它是擊中了要害的。

（五）

我們已經說到了在“現在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