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印，講義費用就吃不消了。基於這兩方面的考慮，北大經蔡校長提出，校評議會透過決議，要收講義費。不料卻引起了學生的不滿，1922年10月17號下午，就有幾十個學生湧到紅樓前請願。當蔡元培先生趕來時，學生已經散了。第二天上午，又有數十學生到校長室要求學校取消講義費，人越聚越多，最後達到幾百人，秩序大亂。蔡元培解釋說：“收講義費是校評議會做的決定，我只能把你們的要求轉達給評議會，由評議會作出最後決定。”並且答應暫時先不收費，將來評議會作出最後決定再收，這段時間的費用由自己個人支付，這算是仁至義盡了。但是年輕氣盛的學生不聽，堅持要他當場作出決定，而且話越說越激烈，越說越極端。平時溫和的蔡元培勃然大怒，將寫好的字據撕掉。據在場的蔣夢麟回憶，蔡先生拍案而起，怒目大叫：“我跟你們決鬥！”校長要和學生決鬥，這在北大，以至中國教育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而且第二天他就宣佈辭職，並在辭職書裡指責學生“威迫狂號，秩序蕩然。此種越軌行動，出於全國最高學府之學生，殊可惋惜。廢止講義費之事甚小，而破壞學校紀律之事實大”，並自責“平時訓練無方”，“惟有懇請辭職”。緊接著總務長和其他行政負責人都紛紛辭職，全體職員也宣佈暫停辦公辭職，事情就鬧大了。學生召開大會商量對學校局勢的態度。當時有三種意見：有的認為我們學生是有點過激，但校長要走，我們也不挽留。有的則認為應承認過失，力挽蔡校長。第三派主張有條件地挽留，條件是取消講義費、財務公開。這三派辯論了一個多小時，毫無結果。——這也是北大“傳統”：好辯論而無結果。於是就有學生建議，大家都到操場上去，分成三隊，每派站一隊。當時學生還不懂民主的程式，沒辦法就站隊，結果秩序更亂。不過，看起來主張挽留和有條件挽留的佔多數。於是贊成者又集合起來派代表去見蔡元培。但蔡元培當天就走了，到西山去了，找不到了。

而且校務會議已經作出決定，將此次風潮定性為“學生暴動”，並認定學生馮省三“唆使在場外學生入室毆打”，“應即除名”。同時宣佈“茲為確知暴動責任者之姓名起見，要求全體學生於本星期內各以書面向系主任宣告曾否與聞；如不宣告，認為與聞暴動，應請校長照章懲戒”。

在校方的強大壓力下，幾個學生領袖商量對策。據說有人出主意將責任推到因勸袁世凱稱帝而聲名狼藉的楊度身上，說他想來當校長，當天鼓譟的人群中就有楊派來的人起鬨。這樣的無端誣陷顯然不夠正大光明。最後學生一致透過決議，說是“二三搗亂分子，別有用意，利用機會，於要求取消講義費時作出種種軌外行動”，因此同意將馮省三除名，並稱“如再有搗亂行為者，誓當全體一致驅逐敗類”。蔡元培和評議會對此結果表示滿意，蔡校長又回到了學校，這場風潮也就在皆大歡喜中結束了。

北京大學教授的不同選擇（5）

今天我們重看這場“講義風潮”，或者會發現一些很有意思的問題。

首先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幾個主要人物——蔡元培、胡適、周氏兄弟對這場風潮的不同反應和態度，就很耐尋味。

蔡元培是當事人，他的態度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他在激憤之中宣佈要與學生決鬥，這就很能顯示他的獨特思想與個性。後來，他在全校大會上，曾把這次風潮稱為“蔑視他人人格，即放棄自己人格”的“暴舉”。可見他之提出要與對他非禮施壓的學生決鬥，正是為了維護自己人格的獨立與尊嚴。在他看來，他與學生，不僅存在著校長與學生的不同身份，更是獨立的個體的人之間的關係，彼此是平等的，學生絕沒有權力因為自己是學生，或者憑藉人多勢眾來圍攻自己，他也絕不能屈服於來自任何方面的壓力，即使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