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成果，反過來推動工農業的發展，科技成了主導工農業發展方向的部門。隨著它的獨立，經濟管理、文化部門也相應獨立，最終是知識分子再生產部門教育界的獨立”，結果是“工程師、技術員、醫生、教師、學者、記者、經濟管理人員和其他受過專門教育的社會成分，在整個人類的人口比例中急劇增長”，“知識分子作為一支強大的社會力量異軍突起”，而“知識分子所要求的社會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人性的解放，它不僅要使工人擺脫資本的壓迫，而且要解放一切人，使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成為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從而解放全人類。知識分子自己也要在社會變革中得到改造”。

以權利制約權力

一篇文章特意提到，“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任何國家政權都有擺脫人民的監督控制，由人民公僕變為人民主人的趨勢”。由這樣的“規律”，應該引出的結論只能是一個：必須用廣泛而有效的人民民主權利來制約國家、政權的權力。也就是說，要在人民“自治”與政府“權威”之間形成一種張力：“凡是需要權威的地方，必然需要一種對這種權威的制約；凡是需要權力集中與強制的地方，必然需要一種相應的牽制與平衡。”

但在中國政治中所缺少的，正是這樣的“牽制”、“制約”、“平衡”的觀念，以及民間公共力量對政府的“壓力”作用；我們所追求的，始終是無限的、絕對的權力。如論者所說，“一直有人公開和暗地裡認為專制比民主更為可取，尤其是在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迅速的起飛的過程中，一小批堅強有力、富有遠見、緊握大權的領導者，透過‘強迫把羊群趕進牧場’的專制手段，較之於聽任那些不懂得自己真實利益所在的芸芸眾生漫無節制的要求，變化無常的意見，更能取得成功。這種見解曾經是很流行的。我國長期以來對民主建設的輕視無疑和這種見解大有關係。研究近代史的同志指出：在近百年中國人民的民主革命過程中，要求民主的呼聲總是被要求富國強兵的呼聲所淹沒”，“對於這樣一種權力，人民既沒有力量糾正它早期不嚴重的錯誤（除非這個無限權力自己願意糾正），更沒有力量阻止它後來的擴張（如果它繼續擴張的話）。這樣一種無限權力排除了一切透過人民的力量以正常程式進行自我調節的可能性，人們幾乎只能坐視它把國家引向任何地方”。

論者說：“歷史上有過那麼多悲慘的先例”，其實這也正是他和他的朋友、支持者的一個隱憂。“為了防止權力濫用，防止權力變質；同時也為了權力更加有效地發揮其應有職能，我們必須明確權力的行使範圍。其中最起碼的一條，就是確認言論權利不容侵犯。”

用權利制約權力！——這是最能顯示1980年的校園競選所要發動的自下而上的改革運動的本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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