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越過統帥擅行軍令的莽撞，越是被證實正確，就越是傷害了曹操所需要和渴望的崇拜。

於是，他的猜忌一點點膨脹起來，終於淹沒了“求賢”的動機，再三地不想殺楊修卻還是殺了楊修。這就是尚長榮和陳亞先力圖表現出的“偉大與卑微”。治國安邦的遠大抱負，運籌帷幄的雄才大略和求賢若渴的政治胸襟是他偉大的一面，唯我獨尊、嫉賢妒能、濫殺無辜是他卑微的一面。在他與楊修的衝突歷程中，他的偉大與卑微不斷地互相否定著，一殺孔聞岱，二殺倩娘，三殺楊修，卑微在這場衝突中終於徹底佔據了上風，完成了人性價值毀滅的悲劇。戲曲史上，何曾出現過具有如此豐富心靈內容的曹操？何曾出現過性格如此辯證對立的曹操？何曾出現過如此發展變化的曹操？殺人之後哈哈大笑，宣稱“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負我”的，這是臉譜化的曹操；殺人之後深感罪過，靈魂不安，這是麥克白式的曹操。

這個黑格爾式悲劇的性格所達到的藝術高度，它所擁有的詩意，是那些實用主義正劇中自身蒼白、單一，依靠矯情細節裝扮起來的道德形象所無法比擬的。

四

從《曹操與楊修》首演至今已經20年了。令人遺憾的是，這20年來，沒有一部戲曲作品達到《曹操與楊修》的高度。

《曹操與楊修》是藝術家個人的詩。陳亞先在一篇文章裡談到，《曹操與楊修》是他生命中的“千夫嘆”。他說他15歲那年，他的叔父，也是他惟一的收養人，被判了15年徒刑，坐牢去了，那晚無家可歸的他“借了一個竹床，躺在禾坪前的池塘邊，聽村人吹送葬嗩吶，那‘哭相思’，那‘千夫嘆’，吹得一天星斗一塘月色無比悽惶，後來，這悽惶便一直伴隨我，很久很久”；“很少有人知道我心中藏著很深很深的悲涼”；“文革了，這悲涼跟著我的寄遇有增無減”；“我只是感到人生有許多值得浩嘆的地方”；他叔父歸葬的時候，那些當年堅決要把他叔父送進牢房的鄉親來給老人送葬，他寫道，“我於是又一次聽到了那震撼人心的嗩吶牌子‘千夫嘆’。時值深秋，天地空濛，無邊落木。數十把嗩吶奏得山也楸然，水也楸然。那是一種無可奈何的人生詠歎！”

他在古人的悲劇中溶入了他的生命。那個時候，他在苦難和悽惶中度過了童年與青春，剛剛有幸成為岳陽縣文化館的一個小文員。

《曹操與楊修》也是尚長榮先生的一首詩。是尚先生髮現了這個劇本，愛上了這個劇本，他帶著劇本千里尋主的故事至今傳為美談。自《曹操與楊修》以後，戲劇創作的主體和作品性質都發生了變化，藝術家的個人主體由行政部門的“非人”主體取代了，戲劇的詩被“精品”也就是政績取代了。

戲劇作品從創意、選本到修改、完成，主要取決於政府的意志，而不是取決於尚長榮、陳亞先當年內心那種悽惶與哀嘆。藝術家在這個戲劇生產的行政工程中，提供的是技藝，他不再把戲劇產品當作純粹個人的詩。戲劇創作新主體對於藝術家“禪讓”的報答也是豐厚的，足以使人忘記了詩。

《曹操與楊修》是人的精神產品。雖然個人的道德選擇是人的精神活動，而且往往是一種充滿詩意的精神過程，但是，道德標準本身卻不是根據美學的原則，而是根據功利的原則制定的，道德體系和人類的法律體系、政治體系、經濟體系一樣屬於人的實踐性世界，而不屬於人的精神範疇。

人類實踐性世界裡所有這些根據功利原則構成的體系及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