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特色，比如會依據伊斯蘭教義來確定冊封的名號和等級，同時也帶有很強的軍事統治色彩，要求被冊封者需為帝國提供軍事支援等。與大明冊封周邊各國注重文化禮儀的傳播以及和平友好往來不同，奧斯曼更側重宗教與軍事層面的控制，體現出不同民族宗教構成下對外交往中冊封行為的特色差異，奧斯曼重宗教軍事，大明則重文化禮儀。

在威尼斯共和國，作為商業城邦，其對外交往主要圍繞著海上貿易展開，與眾多地中海沿岸國家以及其他海上貿易伙伴有著密切聯絡。威尼斯會透過簽訂貿易協定、給予貿易特權等方式來鞏固與這些國家的關係，雖然沒有傳統意義上像大明那樣的冊封行為，但給予貿易特權在某種程度上也起到了類似的作用，即讓對方更願意與威尼斯保持良好合作。這與大明冊封周邊各國基於政治、文化層面的考量不同，威尼斯更看重商業利益，體現出不同發展模式下對外交往策略的差異，威尼斯重商業利益，大明則重政治文化。

在阿拉伯地區，各個部落、城市之間以及與周邊國家有著錯綜複雜的關係，有時會透過認可對方首領的地位、贈送貴重禮物等方式來表示友好或者建立同盟關係。這種方式相對比較靈活、隨意，沒有像大明冊封那樣有著嚴格的禮儀程式和官方文書等。阿拉伯地區更注重實際的利益交換和人情往來，比如共同對抗外敵、分享貿易資源等，體現出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對外交往形式的差異，阿拉伯重實際利益，大明則重禮儀規範。

在日本，當時處於室町幕府時代，對外交往相對有限，主要是與周邊的朝鮮、中國（大明）等國家有著往來。日本會透過派遣使者、進獻禮物等方式來維持與這些國家的關係，雖沒有類似大明冊封他國的行為，但十分看重從大明等國家獲得的文化、物資等方面的交流成果，比如學習大明的先進文化、技術等。這與大明主動冊封周邊各國以構建國際關係秩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