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德羅維奇·福爾托夫院長苦笑一聲，緩緩開口：

“這說來話長，是有歷史根源的。我們過去對轉基因確實存在一些排斥，不過這種排斥並非來自科學界，而是政府決策上的失誤。而追根溯源，這得說到李森科。在蘇聯時期，李森科可謂是‘科學沙皇’，擔任全蘇聯農業科學院院長等諸多要職 。他不以科學為判斷標準，而是以意識形態來裁決科研成果。

他大力宣揚‘米丘林遺傳學’，將其政治化，打壓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認為那是‘資產階級的偽科學’。他把西方遺傳學家稱為“蘇維埃人民的敵人”，許多堅持科學真理的遺傳學家遭到批判。像著名遺傳學家瓦維洛夫，曾一手扶植李森科，卻因反對李森科的理論，被李森科及其黨羽扣上“摩爾根-孟德爾分子”“反米丘林分子”等帽子。1940年，瓦維洛夫被秘密警察以“外國間諜”等莫須有的罪名逮捕。在獄中他受盡折磨，最後被判死刑，雖然後來死刑未立即執行，但還是於1943年在監獄中因營養不良死去。還有美國遺傳學家穆勒，因提出反對觀點，遭到追捕，最後被迫逃回美國。據統計，全蘇聯有3000多名遺傳學家失去了在大學、科研機構中的本職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在他的影響下，上千所研究機構、實驗室被關閉、撤銷或改組。比如1948年“八月會議”後，高等學校禁止講授摩爾根遺傳學，科研機構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義方向的研究計劃。

這導致俄羅斯在生物學領域全方位落後，與歐美國家乃至華夏國的差距逐漸拉大。

也因為這種落後，我們在面對新興的轉基因技術時，內心充滿了恐懼。心想反正競爭不過，還不如排斥它，這種思維一直持續到葉利欽時代。

葉利欽時代，國內政治經濟局勢動盪，政府也無暇對生物學領域進行全面的改革和投入，使得我們在轉基因技術的發展上依舊裹足不前。

一直到2013年之後，我們才逐漸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開始積極發展轉基因技術。但過去幾十年的差距，追趕起來談何容易啊！我們現在只能奮起直追，希望能儘快彌補曾經的損失。”

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德羅維奇·福爾托夫接著說道：“到了葉利欽時代，我們的農業發展陷入了一個困境。當時有一位主管農業的副總理，他的思想十分保守，提議俄羅斯主打‘有機牌’，期望透過有機農產品在國際市場競爭。但實踐證明，這一策略效果不佳。有機農產品產量低，難以在量上滿足市場需求，而且在進入歐美市場時遭遇了諸多阻礙，很難真正開啟局面。

這就導致了一種兩難的狀況。一方面，轉基因技術作為新興的、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的農業科技，我們由於之前的科研斷層和落後，沒有足夠的實力去大力發展，只能在門外徘徊。另一方面，大力推行的有機農產品又沒能給俄羅斯農業帶來預期的經濟效益，在國際市場上銷售慘淡。這種局面持續了很久，這也是外界誤會我們禁止轉基因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實我們並非禁止，只是當時的實力不允許，還擔心西方大企業的產品傾銷，所以採取了相對保守的政策。

好在普京總統上臺後，銳意改革。他提出大力振興俄羅斯農業的口號，經過長期調研，認識到只有轉基因技術才符合俄羅斯聯邦農業的長遠發展需求，對保障國家安全和糧食安全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從2013年之後，俄羅斯逐漸改變國策，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推進轉基因技術的發展與應用，最近還設立了十四個轉基因自由區，為農業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德羅維奇·福爾托夫微微嘆了口氣，眼神中流露出複雜的情緒，既有對往昔錯誤的痛惜，又有對未來的期許，操著濃厚俄羅斯口音緩緩說道：“嘿，你知道嗎，那個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