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發後，參加抗戰活動，曾在重慶北碚辦勉仁書院。1939年發起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1940年，參加發起“中國*同盟”，任中央常務委員。次年赴香港辦“民盟”刊物《光明報》並出任社長。1946年，參加重慶政治協商會議，並代表“民盟”參與國共兩黨的和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四川北上，出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1950年後任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孔子研究會顧問、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等職。1955年，由於批評當時的農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以後主要在家從事理論研究，發表了《人心與人生》、《東方學術概觀》、《中國人》等著作。八十年代後期，以九十多歲高齡仍然著文、演講，繼續宣傳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梁漱溟先生與山東鄒平有著不解之緣，在遺囑中表示把自己的骨灰安放於鄒平，現梁漱溟紀念館坐落於鄒平一中圖書實驗樓。

梁漱溟自稱“是一個有思想、又且本著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其學術思想自定位為：“中國儒家、西洋派哲學和醫學三者，是我思想所從畫之根梁漱溟柢”（《朝話》），把孔子、孟子、王陽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學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學”糅合在一起。他把整個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斷得到滿足的過程，提出以“意欲”為根本，又賦予中國傳統哲學中“生生”概念以本體論和近代生物進化論的意義，認為“宇宙實成於生活之上，託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沒盡的意欲和那不斷的滿足與不滿足罷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在東西文化觀上，把人類文化劃分為西洋、印度和中國三種型別，稱“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國其根本精神的”，與向前看和向後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別。中國文化以孔子為代表，以儒家學說為根本，以倫理為本位，它是人類文化的理想歸宿，比西洋文化要來得“高妙”，認定“世界未來的文化就是中國文化復興”，認為只有以儒家思想為基本價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們嚐到“人生的真味”。斷定中國是一個“職業分途”、“倫理本位”的社會，缺乏“階級的分野”（《中國文化要義》），因此反對階級鬥爭的理論，以為應該透過恢復“法制禮俗”來鞏固社會秩序，並“以農業引導工業的民族復興”（《鄉村建設理論》）。其著作除以上所提到的之外，尚有：《印度哲學概論》、《唯識述義》等，今編有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

梁漱溟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6歲啟蒙讀書，但還不會穿褲子；上了四所小學，學的是ABCD；只有中學畢業文憑，卻被蔡元培請到全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教印度哲學；在城市出生成長，然而長期從事鄉村建設；一生致力於研究儒家學說和中國傳統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學者，可是卻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一生不斷追求的兩個問題：一是人生問題，即人為什麼活著；二是中國問題，即中國向何處去。

信佛的梁漱溟卻也有自己的規矩，“他沒有禮佛行動，從來沒有去寺廟燒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養上下功夫。”長子梁培寬說，後來在抗戰時梁漱溟曾帶著學生深入前線，他寫信給梁培寬稱“時人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蓋踐之以。”儘管對佛學鑽研很深，但1918年父親梁濟沉潭自盡後，梁漱溟開始折入儒學，而且同樣欣喜萬分。他曾對兒子培恕說：“佛學只能讓少數人受益，可孔子的學說是對大多數人說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過得好的。”培恕說這“下功夫”其實也是修身，也就是他自己總結的人生第三種態度：鄭重。

讓梁培寬記憶猶新的是，父親曾這樣表述自己：“只有志業，沒有職業”。就是說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選擇自己的職業。在梁漱溟看來，由西方功利主義到佛學再到儒學這一切都只是要解決他自己思想上的問題和中國的問題。“我們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