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大明的交通命脈，並且有錢、有兵、司法上不歸地方管轄。如果漕運停止幾個月，大明許多大城市和軍隊駐地，就有可能斷糧。整個國家都有可能亂套。再加上明朝中期以後，漕運總督皆是官，而且一般都是立下大功的巡撫、布政司級的封疆大吏，晉升為漕運總督，給其未來進入內閣做鋪墊。

陳觀魚搖頭道：“不是雜家要得罪漕運那幫人，而是漕運那幫子人。欺負到咱市舶司頭上了！最初不過是爭碼頭工人，到後來，爭泊位、爭倉庫，什麼都爭！”…；

“哦，為什麼會鬧到這般的地步？”肖圖白問道。

陳觀魚不屑道：“還不是因為漕運競爭不過海運，怕我們搶了他們的飯碗，阻礙了他們撈錢！”

漕運崛起是因為向全國邊疆和要地輸送糧食。而天津市舶司與日本商人簽署了協議，大量進口日本的廉價糧食透過海運，販賣到天津，逐步剝奪了漕運在糧食運輸方面的話語權。

日本的廉價糧食，本質上是由於日本社會制度使然。由於日本並沒有所謂的地主階級，而是由幕府、大名直接向農民徵收糧食，農民除了保留少量口糧，其餘的糧食全部要被封建領主徵收。

這種封建制，有點像中國春秋戰國時期，或者是歐洲中世紀的制度。由於少了“地主”階級，領主、政府等等統治階級等於將屬於地主的田租，直接徵收到政府手中。也是因為日本封建領主徵收五成以上的稅收，使得日本基本上沒有佃農生存土壤，也就沒有湧現大量的地主階層。

由於日本的幕府和大名徵收了全國五成以上的糧食。而這些存糧，對於僅佔人口比例10％的統治階級來說，根本吃不完的。所以，日本的幕府和大名，透過與糧食商人合作，委託糧食商人將這些糧食在市場上銷售掉，換取金錢。

而整個日本的市場，每年銷售的糧食達到5000萬石以上。如此巨量的糧食在市場上銷售，使得日本糧食的價格維持在300錢~400錢便可以購買一石的低廉價格。

日本的畸形糧食制度，一方面種糧食的人飢寒交迫，另外一方面市場上大量的糧食被傾銷賤賣。至於日本底層的農民或者賤民之類的餓死，這並不在貴族們考慮範圍內。封建領主也不可能因為農民飢寒交迫，而減少糧食徵收額度。總而言之，日本的畸形制度，造成了透過海運，將糧食賣到大明，能夠源源不斷賺取差價利益的空間。

而大明願意進口糧食，也深受日本政府和商人的歡迎。畢竟，他們也為日本市場糧價偏低，不得不賤賣而頭疼。

總而言之，由於日本廉價糧食販運到市舶司港口之後。漕運衙門與市舶司衙門之間的矛盾。逐漸的升溫了。雙方神仙打架，底層的船工、海員們，往往也受到鼓動，互相的發生摩擦。

漕運總督屬於朝廷的封疆大吏，比之各省的督撫的權勢，也不見得小多少。

而天津市舶司，市舶太監陳觀魚也並非慫人。非常護短。

市舶司與漕運的人，三天兩頭打群架，這也是大直沽一景了。

“這裡面。恐怕還有東林黨人在搗鬼，漕運一向是東林黨人把持！”陳觀魚補充說道。

這漕運總督，做的最長的應該是萬曆年間的李三才。此人便是東林黨靈魂人物。而現任的漕運總督朱大典，也是東林黨人。朱大典卸任後，下一任的漕運總督史可法——還是東林黨人。

可以說，明朝滅亡之前，東林黨人把持了朝廷絕大多數的實權職位。東林黨人把持漕運，使得東林黨派系的商人，在漕運上基本上無需納稅。而沒有東林黨關係的商人，在運河上被各地衙門重複收稅，以至於運河上行駛千里，納稅的價值已經比貨物的成本貴了幾倍——這種錢權結合的方式。也是東林黨壟斷朝野勢力的根源。

而市舶司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