級的‘左’傾情緒”。陸定一的報告還請求中央對他本人和有關領導、編輯等進行紀律處分，並決定《學習》雜誌暫時停刊整頓。4月4日，*中央向全國黨政軍機關批轉了*的《檢討》，認為這一檢討“是必要的和適當的”，並決定“此次錯誤重在檢討和改正，不擬給予處分”。至此，《學習》雜誌事件宣告解決。

延安知識分子在新意識形態建立中的角色（5）

《學習》雜誌事件的發生，與于光遠直接有關。于光遠晚年回憶《學習》雜誌事件時，對於當時的情況有比較詳細的解釋。13

于光遠早年思想比新意識形態的要求還左。當時于光遠很年輕，在理論上還沒有喪失創新的衝動，對參與新意識形態的建立，還有迫切的要求。像《學習》雜誌這樣的事件，就不會發生在陳伯達和胡喬木這些人身上。

據于光遠回憶，1952年初，他形成了“中國資產階級可能在中國革命中和在新*主義國家建設中，起一定程度內的積極作用，但是資產階級思想對中國新*主義革命和新*主義建設卻不能起絲毫的積極作用”的觀點，然後他同王惠德研究，提出在《學習》雜誌上發表些文章闡明這個觀點，王惠德贊成這個意見，隨後他們決定約艾思奇、許立群和吳江三人來寫。在約稿時，于光遠把這個觀點告訴他們，供他們參考，得到他們的認同，這三篇文章加上于光遠自己寫的一篇，一共四篇。

《學習》雜誌第2期先發表了許立群的文章《駁斥資產階級的謬論——資產階級沒有向工人階級猖狂進攻嗎？》和吳江的文章《評民族資產階級的“積極性”》，第3期發表了艾思奇的文章《認清資產階級思想的反動性》和于光遠的《明確對資產階級思想的認識，徹底批判資產階級的思想》。除許立群用了“楊耳”的筆名，其餘都署了真名。

四篇文章的基本觀點是一致的，但論述的角度和側重點各不相同。許立群的文章，駁斥了否認資產階級進攻的觀點，認為資產階級不是在國營經濟領導下發揮自己的積極性，而是“發揮自己階級的‘兩面性’裡落後的和反動的一面，也就是破壞共同綱領、破壞國家政策法令的‘積極性’”。吳江文章主要是對資產階級的“積極性”作分析，認為革命勝利前後，資產階級的積極性具有其階級本性，這種積極性的性質是不徹底的、軟弱的、改良主義的。

艾思奇文章，著重說明資產階級思想沒有什麼進步性的觀點，認為資產階級思想在本質上是反動的、腐朽的和醜惡的，沒有什麼進步性、積極性。

這幾位作者，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以不同的方式參與過新意識形態的建立，在1949年以後發生的歷次思想文化批判運動中，都留下了許多文章。從他們的基本思路可以看出，雖然他們早年的教育背景都很好，但共同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出於年齡和學術衝動等原因，他們試圖在理論上創新，但他們創新的方向不是向著更接近歷史的真實狀態，而是相反。《學習》事件以後，延安知識分子的理論思維就變得更加實用和僵化，甚至連創新的勇氣也沒有了。

《學習》雜誌第3期出版後沒幾天，當時擔任*副部長、又是毛澤東秘書的陳伯達把于光遠找去。于光遠說，陳伯達告訴他：“這幾篇文章引起一些資本家恐慌，他們問發表這幾篇文章是否表明中國共產黨對民族資本主義的政策變了。因為《學習》雜誌是*中央宣傳部辦的刊物，所以資本家有這樣的疑問。他說這個情況是*部辦的內部刊物《零訊》上反映出來的。他說，資本家的疑問反映到毛主席那裡之後，毛主席認為你們犯了性質非常嚴重的錯誤。”

陳伯達還告訴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