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來不就好了嗎？”

“如果是普通人的話，當然可以，但他們可不是普通人，全都是俄國駐英大使館的人，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我怎麼讓人抓他們？”伯特隨口說道。

“那我該怎麼辦？布魯斯先生你這麼聰明，你一定有辦法解決的。”阿爾捷姆·久巴連忙問道。

“只有一個辦法，找到那筆錢，然後我請我的朋友作為中間人和他們交涉，讓他們拿走大部分的錢，換你的安全。我想他們應該不會拒絕。”伯特說道。

“可那筆錢壓根就不存在啊？”阿爾捷姆·久巴無奈的說道。

“你覺得如果真的不存在，FSb的人會這樣死盯著你不放嗎？一定是你沒注意到什麼細節。”伯特說道。

阿爾捷姆·久巴仔細想了想之後才說道：“在烏克蘭的時候，我得知FSb的人在找我時，我也懷疑是不是我錯過了什麼細節，所以仔細回憶我父親和我之間的對話，包括他交給我的物品，但後面發現壓根就沒有這一回事。”

“你父親離世的時候，你在場嗎？”伯特問道。

“......，沒有，他是一個脾氣非常差的人，家暴我的母親多年，我長大以後就帶著我母親離開家，十多年來，我就回去過三次，每次基本的都是爭吵，直到他死了以後，加上化學工業的領導人一個被殺，一個逃難，我才回到基輔接手化學工業。”

“貝拉呢？”伯特問道。

“貝拉雖然和他的關係沒有那麼差，但也很少回去。”阿爾捷姆·久巴說道。

“他去世的時候，誰在他身邊？”伯特又問道。

“他是死在一個冬天的夜晚，被一群酒鬼用棒球棍打死的，被路人發現時，早就是一具屍體了，現場也沒留下什麼有用的資訊。

如果說誰在他身邊，那就是那幾個不知道是誰的酒鬼吧。”阿爾捷姆·久巴說道。

聽阿爾捷姆·久巴這麼說，伯特突然想起一個俄國的笑話，俄國的棒球棍和棒球銷售比例是:3，賣了一萬根棒球棍，就賣了三個棒球。類似的還有m國的吉他包。

伯特又問了許多關於阿爾捷姆·久巴父親的事情，不過依舊是沒有什麼方向。

只能告訴阿爾捷姆·久巴，自己會先讓人注意著FSb的人，如果要動手的話，會讓警察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