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凡天才，但霸氣再大，能力再強，畢竟不能一手遮天，傅氏不是如來佛，自己也不是孫悟空，你越叫喊著讓我無處可去，我偏一個跟頭跳出你的手掌心，找個去處給你看看。顧頡剛想到此處，遂堅定了離去的決心，並深信“如果能夠成我理想中之作品，一定抵得過種種毀壞的損失”【32】。恰在此時，顧收到了中央研究院寄來的聘書，請他與傅斯年、楊振聲共同籌備歷史語言研究所。顧認為在研究所可做些自己樂意做的學問，乃辭掉燕大之聘，暫時留下以觀後效。但這時的顧頡剛產生了一個錯覺，他認為既然自己成為籌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三名委員之一，或許能控制該所的方向與命運，一旦自己掌控了這個研究所的前途，自然是不屑與傅斯年這個“二桿子”式人物共事的，但看在傅氏為此奔波忙碌，整日拖著肥胖的身子氣喘吁吁、大汗淋漓的分兒上，索性劃一塊地盤讓其獨自經營，以示報答，而作為史語所的大本營則由自己，另外再拉上一個胡適共同掌控。

由同窗到仇寇（2）

胡適自從1926年7月以英庚款委員會委員的身份赴歐洲考察後，於第二年5月方從美國、日本轉道回上海定居，直到三年半之後，即1930年11月28日才重返北伐成功後的北平，重執北大教鞭。

顧頡剛把自己心中的計劃向時在上海的胡適作了透露，“最好北伐成功，中央研究院的語言歷史研究所搬到北京，由先生和我經營其事，孟真則在廣州設一研究分所，南北相呼應”【33】，等等。此信正如臺北研究者杜正勝所說：顧頡剛“對傅斯年的規劃似乎一無概念，對胡適在傅斯年的學術中的地位也相當模糊”【34】。不僅如此，無論從哪方面看，顧頡剛作如此構想都是一個大忌，或者說是點燃了一枚危險的炸彈，此事顯然已背離了為人處事光明磊落的基本原則。顧頡剛沒有明白，或曰糊塗中揣著明白，這個“無中生有”的研究所，主要是憑藉傅斯年的霸氣與才氣加天才的辦事能力，才迫使老校長蔡元培批准並鳴鑼開張的，這裡面更多的是包含著蔡元培對傅斯年而不是對顧頡剛的信任。確切地說，這塊研究所的牌子是傅斯年從中央研究院費心盡力地扛到廣州的。顧氏所為，假如讓傅得知，其情形自可預料。顧頡剛當然也深知其中的利害得失，所以特地叮囑胡適不要把信的內容透露給對方。但出乎意料的是，此時的胡適在感情與學術認同上，已由原來偏向於顧氏轉向了傅斯年，並對顧公開說過“我不疑古了，我要信古”【35】的話。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訊號，顧頡剛雖感到“驚駭”，但沒有想到胡適竟轉變得如此之快和徹底。此時的胡適對顧出此策略內心是何種感受，外界不得而知，所知的是傅斯年借出差的機會到上海胡家拜訪，向來以和稀泥、搗糨糊之法處理人際關係的胡老師，竟不顧當事人顧頡剛的再三叮囑，徑自把信的內容透露給了傅斯年。傅聞訊大怒，咬牙切齒地把顧頡剛視為仇寇，二人在感情上徹底決裂。接下來，帶有火藥味的肉搏也就不可避免了。

據顧頡剛女兒顧潮說，當傅、顧、楊三人在中山大學某室商量籌備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時，“傅斯年與父親兩人各有一番設想：傅氏在歐洲7年，甚欲步法國漢學之後塵，且與之爭勝，故其旨在提高。父親以為欲與人爭勝，非一二人獨特之鑽研可成，必先培育一批人，積疊無數材料加以整理，然後此一二人者方有所憑藉。兩人意見不同，而傅氏脾氣暴躁，不免有家長作風，父親亦生性倔犟，不能受其壓服，於是兩人始破口相罵，幸賴楊振聲等人勸解而止”【36】。

面對這一惡劣情形，顧頡剛在給胡適的信中抱怨道：“孟真對於我的裂痕已無法彌縫，差不多看我似叛黨似的。”【37】到了這個時候，胡適只好以導師兼朋友的雙重身份出面為二人調停，並勸顧頡剛不要因驕傲樹敵。而顧氏可能已感覺到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