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明朝的以田稅、人口稅和徭役為主的稅收方式不同，北平行省的財政收入主要是商稅，其中關稅最多，去年一年，就收了兩百多萬銀元，差不多夠軍費開支了，加上一些關口收上來的商稅，差不多夠財政支出了。

另外，一些政府執股的企業也有分紅，去年一年就有上百萬銀元之多的盈餘。萬磊當然不會讓這些錢壓倉庫，紛紛轉投到了各項大型基礎設施建設之中，也算是一種政府投資，這能給政府帶來更多的收入。有更多的收入就有更大的投資，這稱得上是一種良性迴圈。

而明朝就慘了，由於連年戰亂，不但中央財政吃緊，地方的賦稅也繳不齊。特別是作為明朝賦稅重地的蘇松一帶，剛剛經歷過“海賊”之亂，沿江沿海各州縣十室九空，這賦稅更是收不齊了。

財政吃緊，明朝廷也沒其他解決辦法，一方面只能拖欠軍餉，另一方面只能向地方加派稅糧，加派最重的地方就是四川河南山東福建和廣東，這五個行省受兵災波及不太嚴重，朝廷當然只能管這些地方要錢。

事實證明，向農民直接收取農業稅比向商人收商稅的阻力更大，也更容易失掉人心。農民辛苦一年才得這一點糧食，讓官府直接收了去，這跟拿刀割肉沒啥區別。而商人這邊把商稅一交，回頭把貨物的價錢抬高一些，照樣還是賺。

當然了，羊毛出在羊身上，稅負最終還是會轉嫁到平頭百姓的頭上，只是商稅相對隱蔽一些而已。不過，商稅不是說想收就能收的，在重農抑商這個大背景下，明朝是收不到商稅的，只能用最粗暴的手段來盤剝百姓。

不只是收稅的方式簡單粗暴，明朝對稅收的使用也是低效。明朝廷還沒有政府投資的概念，每年從百姓手上收到四千多萬石的糧稅，大部分留在地方供地方政府支用，押解到金陵的不會超過五百萬石。

而這這幾百萬石的糧食中，大部分用於宗室和京官的俸祿，剩下的用於宮廷消費，宮廷一有閒錢，不是多養內官，就是廣修宮殿，這些都屬於lang費型財政支出。至於修河堤輔路等關係到民生的基礎設施建設，又透過徭役的方式再向百姓徵派。

稅收方式簡單粗暴，徭役又重，明朝的百姓自然是怨聲載道。換做是以前，百姓也只能忍了，不過現在有北平行省這個例子擺在百姓的眼前，他們不用比也知道哪裡是天堂哪裡是地獄，所以很多百姓想方設法“偷渡”到北平行省來。

對於這些主動歸附的百姓，萬磊是來者不拒的，甚至還會派出精忠衛，到明朝境內去挖一些高階的工匠，這些技術人員一到北平，就直接享受優待。而那些沒有一技之長的，大多被分插到各地，每人最少也分到幾十畝地。

流入的人口多，保定河間兩府很多的荒地都開發出來了，不是種上小麥就是種棉花，很多礦山也相繼開採，鐵路沿線有很多堆成小山一般的煤鐵礦，等著用火車運回北平城，入爐鍊鐵鍊鋼。

一路上看著鐵路沿線那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萬磊心中暗喜，這一路的顛簸對他來說已經算不得什麼了。而同行的那些人官員還是有很多人坐不貫火車，還有好幾個人暈車狂吐。這點小問題，當然擋不住那滾滾向前的洪流。

“先生，由於北上要運送煤鐵礦，運力緊張，而南下的列車基本上拉不到多少貨物和乘客，多數車廂是空載的，這恐怕會造成了運力lang費。”萬磊身邊，負責鐵路運營的鐵路署署長周亨祿道。

周亨祿是周天壽的侄子，為人也算是精明強幹，萬磊之所以讓他管鐵路運營，不只是看在周天壽的面子，同時也為了更好地讓軍隊與鐵路部門協同。要知道，鐵路的日常維護不只要路政工人，還要有護路軍，以防止敵人對鐵路進行破壞。

周亨祿有周天壽這一層關係，能輕易地得到軍方的協助，從軍隊中抽選一些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