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思想啟蒙的重心的戰略選擇，同時開拓新的學術領域（如胡適的中國白話文學史、中國哲學史的研究，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的研究，吳梅的中國戲曲研究，周作人的歐洲文學史的研究等等），創造新的學術規範，以為文學革命、思想啟蒙提供理論、學術根據與思想資源。以上方面構成了蔡元培所主持的北大校園文化的基本內容，它透過《新青年》、《新潮》這樣的現代傳播媒體，影響整個社會，形成社會文化的新思潮，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而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的五四愛國學生運動又進一步把由思想文化領域開始的變革推向全面的政治、社會的變革。

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愛國學生運動又反過來極大地提高了北京大學的社會聲譽與影響。一校（北京大學）二刊（《新青年》、《新潮》）一時成為時代思想、文化、學術，以至政治的中心，北京大學的教授，從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到胡適、魯迅、周作人，不僅在當時成為時代領袖人物，而且一直深刻地影響著以後中國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的發展，影響所及，直到今天（世紀末）北大仍是中國國人心目中的“精神聖地”。李劼先生在最近發表的《北大的標新立異和清華的抱殘守闕》一文裡，指出：這“意味著學校直接成為整個社會及其歷史趨勢的指導者和發言人”，“當年主宰天下的權力和暴力，在學校與刊物這樣的現代社會組織系統面前，喪失了（或許應說是‘部分地喪失了’——引者注）原有的主宰優勢，從而不得不讓主導地位落到現代社會組織手中”，“這是中國歷史上極其罕見的現象，即文化不再透過權力和暴力，而是直接向歷史顯示了它的主導力量”，“社會的頭腦階層（也）不再需要暴力權威的支撐而可以獨立地承擔起自己的頭腦使命”。——我以為他的這一分析是基本符合歷史事實的。

當然，也不能忽略歷史的其他因素與另一面：北大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成為這樣一個民間知識分子的自由集合體，並居於時代中心地位，這都是在當時的北洋中央政府相對軟弱無力的特殊情況下出現的歷史機遇，使北大獲得了相對的獨立性，甚至有可能宣佈脫離中央###的管轄（這正是後來魯迅給予高度評價的）；而蔡元培先生個人的人格力量、威望、影響，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而且事實上，蔡元培對北大的改造，也自始至終都承受著中央政府，以至軍閥勢力的巨大壓力，在校園內部也存在著新、舊兩派的激烈鬥爭，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因此，前文所說的“獨立”與“自由”也只具有相對的意義。也正因為如此，這樣一個民間知識分子自由集合體的大學校園，僅存在於歷史的一瞬間，北洋政府，特別是後來的國民黨中央政府，很快加強了對北大的控制，先是經濟上的，以後是政治與組織上的，直到取消教授治校，實行黨化教育，黨派政治直接進入與影響學校教育，無論是教師、教授，還是學生之間，都發生嚴重分化，一部分教授與畢業學生，直接進入國家權力機構，成為國家體制內的知識分子，與堅持民間立場的體制外的知識分子發生尖銳的矛盾；周作人曾發出感慨，說五四時期的北大教授是一致對外，支援學生的，到了1926年的“三·一八”慘案，北大教授與北京的知識分子就發生了分化，一些教授竟公開當了政府的“保鏢”，所說的正是北大所發生的不可避免的分裂。以至於始終堅持民間獨立批判立場（如前文說，這是“北大精神”的核心）的魯迅，三十年代回北京省親，北大竟然已經不能接納他了；魯迅也在1933年寫給朋友的信中，談到“北大墮落至此，殊可嘆息”，並作出了“五四失精神”的嚴峻判斷。蔡元培開拓的那一方精神自由的天地已不復存在，像五四新文化運動這樣的影響全域性的民間知識分子的獨立思想運動，已成為不可重複的歷史，北大的中心地位早已失去。留在人們記憶、口碑裡的，每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