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我要離開法國。

&ldo;去瑞士不給我護照，所以我必須去倫敦，而且就在明天動身……

&ldo;此外，我在倫敦創辦德文雜誌有肯定的希望……

&ldo;所以，你必須立即前往倫敦。

&ldo;我肯定對此抱有希望……&rdo;

&ldo;希望在哪裡?……&rdo;馬克思一時又在責怪自己經濟上的無能，&ldo;妻兒子女到倫敦來了怎麼辦?看著我的滿臉鬢須能飽肚嗎?&rdo;

於是，馬克思在9月5日給詩人弗萊裡格拉特寫信：

親愛的弗萊裡格拉特：

我只給你寫幾行字，因為四五天來，我生了一種類似輕霍亂的病，感到非常軟弱無力。

我的妻子來信，要我告訴你已收到你的信和所附的100法郎。你想想巴黎的警察多麼卑鄙：他們連我的妻子也去打擾;他好容易獲準在巴黎呆到9月15日，即我們所租房子到期的日子。

現在我確實處境困難。我的妻子臨近產期，15日她又必須離開巴黎，我不知道到哪裡去弄到必要的錢，使她能夠動身並在這裡安頓下來。

另一方面，我有一切希望在這裡辦一個月刊;但是時間緊迫，而且頭幾個星期困難特別大。

燕妮來了。馬克思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給她安排在一家貧困的家裡寄宿，一面繼續疲於奔命，四處奔走，以求找到一個較為方便點的住處，因為燕妮產期已近。最後他在簡陋的切爾西街區的安德森街4號找到一個比較合適的住處。11月5日，燕妮生下一男孩，取名亨利希&iddot;格維多。

這時馬克思一家又正面臨著嚴酷無情的冬天。燕妮在1850年5月20日給魏德邁寫信談起了艱難的處境：

……我的丈夫在這裡被日常生活的瑣事壓得喘不過氣來，而且這一切是如此令人苦惱，以致需要他的全部精力，他的全部的鎮定的、清醒的、冷靜的自尊感，才能堅持這種每日每時的鬥爭。親愛的魏德邁先生，您知道，我的丈夫為了報紙曾經作了多大的犧牲，他拿出了幾千現款，而當成功的希望幾乎沒有了的時候，他卻成了報紙的所有人(好心的民主派硬叫他這樣乾的，否則他們自己必須負擔債務)。為了挽救報紙的政治榮譽，為了挽救科倫友人的公民榮譽，他挑起了一切重擔，賣掉了自己的印刷機，交出了全部收入，臨行前還借了300塔勒來償付新租的房舍的租金，支付編輯的薪金等等‐‐而這時他已經是被驅逐出境的人。

您知道，我們沒有給自己留下任何東西。我到法蘭克福去典當了我們僅有的最後一點銀器。在科倫我託人出賣了我的傢俱，因為衣物和其餘一切東西都有被查封抵債的危險。當倒黴的反革命時期到來時，我的丈夫到巴黎去了，隨後我帶著我的三個孩子也去了，但他還沒有來得及在巴黎安身，又被驅逐了，我本人和我的孩子們也被禁止在那裡繼續逗留。在他之後我也渡過了拉芒什海峽，過了一個月我們的第四個孩子出生了。要了解倫敦以及這裡的情況，才能知道撫養三個孩子和生育第四個孩子多麼不容易。單房租一項我們每月就得付出42塔勒。這一切我們只能用當時我們自己所有的錢來支付。但是，我們為數不多的錢在出版《評論》時已經花光了，雖然訂了合同，錢還是拿不到，即使拿到了，也只是零星小數，因此我們在這裡的處境十分悲慘。

我只要把我們的一天的生活情況如實地向您講一講，您就會看到，過著類似生活的流亡者恐怕是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