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上。咸豐帝打算用耆英進行斡旋。在奏摺上硃批諭示耆英：

“進京瞻仰。可告以速將各條定議妥協。並將兵船退至攔江沙外。然後再議進京之事。中國以誠信待人。亦斷無別意。惟各國向無進京之例。此次應行禮節。亦須彼此商定。按照中國禮節。至各夷進京。中國民人。亦必驚疑。更須先為曉諭。不能臨時猝辦。再進京之請。皆俄夷從中播弄。英、佛、米皆重利。從前並無此說。

耆英諒已馳抵天津。即可往見英、佛（法國）、米（美國）三國。將所求之事。妥為酌定。如桂良、花沙納所許。該夷猶未滿意。著耆英再行允准幾條。或者該夷因耆英於夷務情形熟悉。可消弭進京之請。則更穩妥。此時桂良等作為第一次準駁。留耆英在後。以為完全此事之人。津郡情形。甚屬危急。不得不通融辦理也。將此由六百里密諭知之。”

以為憑藉耆英過去與英方簽約的經歷必能成事，可英法聯軍早在佔據廣州後翻遍了廣州官府的檔案，對當年南京條約的內幕一清二楚，便多次刁難耆英，並拿出耆英在兩廣任上公文裡面對於洋人侮辱的話語，反過來羞辱耆英，耆英羞愧難當，見不能成事，2天后私自回京。6月13日至18日，桂良先後與俄、美兩國公使簽訂了中俄和中美《天津條約》；19日，桂良奏報與英國談判情況：英國要求使節長遠駐京，除宮禁要地外，京城任行無阻。訊息傳到北京，很快引起滿朝大譁。

吏部尚書周祖培、刑部尚書趙光、工部尚書許乃普等10餘人聯名上奏，提出“公使駐京”之“八害”：一、知我舉動，既速且詳；二、建立高樓，窺我宮禁；三、營建使館，拆遷民居衙署；四、觀望陛路，無人敢禁；五、設館傳教，去我衣冠禮樂；六、民夷雜處，設有鬥訟，無從訊斷；七、包攬商稅，任意往來，門禁稅收盡廢；八、朝鮮、琉球等國，由此滋生輕慢之心。

有個叫尹耕雲的御史提出：這些夷人來京後，皇上以什麼禮節見他們？要是外國人賴在京師不走，又當以何法逐之？另一個叫陳浚的御史，則提出了代表大多數人觀點的“夷夏之防論”：“從來外夷臣服中國，入修朝貢，皆事畢即返，不許久留，所以嚴中外之大防也。若聽異言異服之人，盤踞京邸，出入自由，則納汙藏奸，其弊何所不至”。就連後來對外以主和著稱，倡導“洋務運動“的恭親王奕�1�7，此時也要求在談判中不能示弱。“設若外夷無禮肆鬧，立即拿下，或當場正法，或解京治罪”。

如此之多的官員就“公使駐京”一事，在同一天裡進言，在咸豐朝已經屬於不小的政潮。然而這些進言者，對當時歐洲各國已經普遍實行的互派使節的慣例，完全不瞭解。只是用他們意念中的使節駐京模式，來推測其危害。其實將反對“公使駐京”的理由，表達得最充分的，還是咸豐帝自己。他在給桂良的硃諭中明確指出：“準夷酋之偽欽差駐京，動受挾制，戰撫兩難，貽害無窮，不如戰”。6月24日，咸豐一面命令桂良以“我等如擅自允許，大皇帝必將我等從重治罪”的藉口拖延，一面下旨給在天津的僧格林沁，加倍防守，準備決裂。桂良第二天接到此諭，英方也恰於此日送來條約草案，要求於次日簽字，不容更改。26日下午，英國特使額爾金派人表示，如不按時簽約，立即開戰。當晚6時，桂良與額爾金簽訂了包含“公使駐京”內容的　《中英天津條約》。27日，又與法國專使葛羅簽訂了《中法天津條約》。

條約簽訂後，桂良寫了一道長篇奏摺，歷數無力與英法開戰的5條理由，“天時如此，人事如此，全域性如此，只好姑為應允，催其速退兵船，以安人心”。7月3日，咸豐帝收到中英、中法條約的抄本，以及桂良的奏摺。桂良奏報咸豐：英法兵艦即將撤退，但如沒有令英、法滿意的皇帝硃批，戰端又會再起。無奈之下，咸豐拿起硃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