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張獻忠攻破成都之後，據傳運蜀王府的金銀，就用了數千船隻，運了整整三個月。

這樣的一個吝嗇的蜀王，在劭捷春陷入困境之時沒有拿出一兩銀子，一斗糧食幫助他，卻在他被捕後為其求情。

史書中說劭捷春治蜀採取惠民政策，這惠的到底是哪個民？

反正朱由哲不相信他惠的是那些窮苦百姓。

而這樣一個巡撫，不為普通百姓做主，卻為宗室、鄉紳謀利，還依舊能在後世史書中留下好名聲。

說到底，就是輿論掌握在那些富戶和鄉紳手裡。

想要改變這種風氣就得把輿論從這些人手中奪回來，用傅山創辦大明日報就是這個目的。

但只在京師還遠遠不夠，得在南京，得在江南，在東林黨、還有其他各黨的老巢來辦。

但用誰是個問題。

明末三大家，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都是人才，他們的思想也各有不少可取之處。

但問題是這三人。

顧炎武和黃宗羲都是復社成員，和東林黨人都牽涉甚深。而王夫之，他的著作著重於經意和詩歌。

簡單說，王夫之的思想對後世研究華夏文化有很大用處，是個大師級的人物。但少有涉及實事，對亂世沒有太大用處。

黃宗羲和顧炎武兩個則比較講究經世致用。

顧炎武說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樣的曠世名言。強調士大夫應該知恥，同時在經濟學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

明亡之後，顧炎武獨身北往，走遍大半個中國。

中間，他不但沒有陷入缺銀子的困境，反而可以拿出幾千兩銀子資助他的兩個外甥，可謂富有至極。

而黃宗羲更厲害，提出重視學校的作用，以學校取士代替科舉取士，使治天下之人具皆出自學校。

以天下之法代替一家之法，限制君權，實行君主立憲。

提出“工商皆本”，提倡“廢金銀”和“通錢鈔”，以及一系列有利於工商業發展的主張。

同時，黃宗羲還提倡均田、齊稅等。

但由於其出身鄉紳原因，黃宗羲並不反對井田制。

三人之中，朱由哲最：()進擊的崇禎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