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深秋，紅軍的領導者們圍坐在一張陳舊的地圖前，他們的目光凝重而深邃，正對當前的軍事局勢進行細緻的分析。

一位總部高層的手指在地圖上劃過，停留在寧夏一帶，然後緩緩搖頭：“目前，我們不宜立即向寧夏進軍。”他的話語帶著堅定與決斷。

“我們的根本方針，仍然是南征、東討。”

“東討的利益是巨大的，不僅可以擴大我們的勢力範圍，還能為即將到來的新革命高潮做好準備。”

“因此，我們必須在接下來的四個月內，努力擴大紅軍的規模，至少增加一萬名戰士。”

會議室內的氣氛變得凝重，每位將領都知道接下來的任務艱鉅而重要。

一方面軍需要在接下來的十天內，原地集結訓練，提高戰鬥力。

同時，他們還要密切關注晉軍的動向，以便在瞭解情況後，迅速決定是向南還是向東進軍。

東渡黃河天險，開赴山西前線，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這一戰略部署在紅軍高層中已經形成了共識。

這一決策不僅體現了紅軍高層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也真實地反映了當時中央紅軍初至陝北的實際需要。

他們必須尋找新的生存空間，以應對日益嚴峻的形勢。

儘管紅軍已經粉碎了敵人對陝甘蘇區的第三次“圍剿”，奠定了革命的新局面，但陝甘蘇區的處境仍然十分險惡。

這個地區的面積狹小，僅限於延長、延川、安塞、保安、安邊和靖邊等幾個小縣。

土地貧瘠，物產不豐，幾乎沒有工業，這使得紅軍的給養供應變得極為困難。

此外，這一地區人口稀少，兵源匱乏，使得紅軍難以迅速補充和壯大。

要改變這種不利的自然條件和社會環境，就必須開闢新的革命根據地。

更為嚴峻的是，陝甘蘇區仍然處於國民黨軍和地方軍閥的包圍之中。

南面有東北軍六十七軍在延安、甘泉、鄯縣和洛川一帶駐軍。

東南面的韓城、宜川則是十七路軍主力部隊。

西面環伺著的是寧夏軍閥近10個師的虎狼之輩。

而國民黨的一部分中央軍也正沿著西蘭路兩側蠢蠢欲動，隨時準備進犯陝甘蘇區。

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紅軍高層決定採取積極的戰略措施。

抓緊時間加強自身的戰鬥力訓練，要密切關注敵人的動向，以便在關鍵時刻採取果斷的行動。

同時也開始積極尋找新的革命根據地，為紅軍的生存和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

在義和鎮等地，國民黨中央軍與地方軍隊的身影頻繁出現，如虎狼般四處遊走，殘暴無情。

紅軍若想在這樣的環境中求得生存與發展，就必須主動出擊，打破封鎖。

在瓦窯堡的擴大會議上，透過了《中央關於軍事問題的決議》，為紅軍指明瞭方向。

決議中明確規定，1936年2月至7月，紅一方面軍將渡河東征，深入山西作戰。

目標是擊破晉軍主力，並在晉西五縣以西地區建立以呂梁山為依託的新根據地。

同時，決議也提出了後續的策略，即根據實際情況和紅軍的力量，相機由山西向綏遠發展。

紅軍總部根據決議向前方紅軍將領釋出了命令。

軍事上，要求前方部隊在四十天內完成東征的籌備組織工作，並命令他們向南奪取宜川、甘泉兩城，完成赤化任務。

北路軍則需立即出擊，打擊北面的進犯之敵，以鞏固和擴大陝北蘇區，為東征建立穩固的後方。

在組織上，紅軍總部要求各方極大努力擴紅，南線部隊應完成擴紅5000人的任務，並開始組建騎兵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