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呀，不過，你要是能供出城裡其他那些作奸犯科的事兒，說不定知府大人還能饒你一命呢。”

我一聽，彷彿抓住了最後一根救命稻草，趕忙說道：“大人，我知道很多事兒，只要能饒我一命，我全都說出來。”

那獄卒便把我的話傳給了知府大人，知府大人覺得這事兒可行，便又提審了我，讓我把知道的那些城裡的偷盜、搶劫等不法之事以及相關的人都一一交代出來。

我為了活命，把平日裡知道的那些事兒一股腦兒地全都說了出來，還供出了幾個和我有過往來的小混混。知府大人根據我的口供，派人去抓捕了那些人，還破獲了幾起積案，覺得我還算有點用處，便把我的刑罰改了，從死刑改成了發配邊疆充軍，終身不得回揚州城。

我雖然保住了一條命，可這充軍的日子也不好過呀，每天都要幹著繁重的苦力活兒，還時常被軍官打罵，心中對自己當初的所作所為更是悔恨不已，可也只能默默忍受著，在這遙遠的邊疆了此殘生。

在這同一時期，世界其他國家也有著各自關於治安、官員出行以及對違法犯罪行為懲處等方面的情況，且與大明1430年我劫持官員這一事件有著諸多關聯與可比之處。

在英國，當時正處於中世紀晚期，其境內各領地相對分散，治安多由地方領主負責維持。官員出行時，也會有一定的護衛跟隨，不過那護衛大多是領主的家臣或僱傭的騎士等。若是遇到有人企圖襲擊官員之類的情況，領主會在自己的領地內進行審判，處罰方式多樣，常見的有鞭刑、罰款或者關進地牢等，這和大明由官府統一審判、有較為明確的律法懲處不同，體現出不同政治體制下對違法犯罪行為處理的差異，英國是地方領主自治，大明則是朝廷統一的司法體系起主導作用。

在法國，中世紀晚期的法國，國王雖有一定權威，但地方上封建領主權力也不小，官員出行在不同領地範圍安全性不同。若有不法之徒妄圖劫持官員，那不僅會受到領主的追捕，還可能面臨國王的制裁，因為這涉及對王權的挑釁。法國對於此類嚴重犯罪的懲處往往較為嚴厲，可能會處以絞刑等極刑，同時還會沒收財產，不像大明會根據具體情況和是否有立功表現等來綜合判定刑罰，反映出不同國家在維護官員權威以及法律量刑方面的差異，法國更注重王權和法律的威嚴，大明則兼顧人情與實際情況。

在威尼斯共和國，作為商業城邦，其城市內治安由專門的執法隊伍負責，官員出行多是在城內處理商業事務等情況。威尼斯重視商業秩序，對於違法犯罪行為打擊力度較大，若有人企圖劫持官員，那會被視為嚴重破壞城市秩序的行為，會被公開審判，然後可能被驅逐出城或者罰沒大量財產，用於補償城邦的損失。與大明在整體司法程式和懲處目的上有所不同，威尼斯側重於維護商業環境和城市形象，大明則是從維護朝廷統治、地方穩定角度出發，體現出不同經濟發展模式下對類似事件處理的側重點差異。

在奧斯曼帝國，地域遼闊，官員在不同區域出行面臨的情況各異。其有完善的司法體系，對於企圖劫持官員這種大逆不道的行為，懲處極為嚴酷，會根據不同的身份背景，如是否是本國人、是否是穆斯林等因素來量刑，不過在執行過程中，也會受到地方勢力、宗教團體等影響。這和大明相對統一的律法執行情況不同，奧斯曼帝國的多民族、多宗教背景使得法律實施更具複雜性，體現出不同民族宗教構成下司法處理的複雜情況差異，大明相對民族成分較單一，法律執行更具連貫性。

在阿拉伯地區，各個部落和城市有自己的管理方式，官員出行的安保程度不一。若發生劫持官員的情況，多由當地有威望的首領或長老等來進行裁決，懲處方式可能依照部落傳統，比如讓犯罪者進行賠償、為受害者服務一定期限等，較為靈活多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