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家，蘇子瞻任通判尚且不滿一年，如此資序如何能便為一州守臣？”

眼看著官家有意驟用蘇軾為太守，王安石當即堅定表示了反對，並以本朝嚴肅的選官法度作為自己的依據。

說實話，王相公的言語是正理。

宋代選官之法尤為嚴苛，按道理來說，任通判不滿兩任六年的，就是沒有資格擔任知州這樣的封疆大吏。

不過早在漢時，著名法學政客杜周便曾明言，正所謂“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

雖然古代中國從來未曾存在過專制政治，君王一向不可能繞過宰臣強制決定什麼大政。

但區區一州守臣的任命，即便是在宋代這樣開明的時代，皇帝也還是能夠透過“說服”的手段，來操權柄於自身的。

“相公何必反對？使有才能之人淹滯於下，才是朕這個官家的所不當為的。資序不夠，權發遣便是。”

“權某官”和“權發遣某事”，便是皇帝合理任用資序不足者為某官的手段，其中“權發遣”一般是用在資序尤為不足者身上的。

王安石卻仍不買賬：“蘇子瞻有何功勞？權發遣一向為非常之法，或是驟有顯著功勳，或是事有急促之時，豈可輕易授人？”

官家面對這位拗相公，卻只是一笑，復又說出了自家老爹的一句名言：“如蘇軾有不可以邪？”

這句話是英宗皇帝對時任宰相韓琦所說。

當時英宗剛剛即位不久，求賢若渴到了一定份上，而他老早就聽說過蘇軾的賢名，於是便想著將之召為近臣。

一開始英宗想要用其為知制誥，但韓琦卻覺得知制誥作為外製名位太重，不能夠這般輕易地授給當時尚不滿三十歲的蘇軾。

於是英宗復又想使蘇軾修起居注，但韓琦隨即又表示了反對，因為修起居注作為記錄皇帝日常舉止的史官，與知制誥的地位是十分相近的，也並不適合彼時的蘇軾。

英宗終於無奈，乾脆問起了韓琦的意見。

韓琦倒也沒有壓制蘇軾的心思，於是不假思索回答說，不如就在館職中挑選個近上的職位與之好了。

宋代凡是給予官員館職，都需要先考試再與任命。

英宗有心抬舉蘇軾的名聲，表示直接讓蘇軾做直史館吧，就不需要再加以考試了。

但韓琦還是堅持不答應，英宗便說出了這句“如軾有不可以邪”。

不過韓琦到最後也沒有同意，英宗於是終於氣餒，此次討論便也到此為止了。

這件事情傳揚出去之後，不少人其實是非常認同韓琦做法的，連歐陽修都表示這是宰相對蘇軾的愛護，免得其人年紀輕輕驟居顯位，而為天下人所攻仵。

但還是有不少人認為，韓琦這是在嫉賢妒能，為的是自固權威，於是壓抑後進。

且不論韓琦當日究竟是什麼樣的心思，但官家此刻用這話來問王相公，卻無疑是在提醒對方小心公議對他不利。

畢竟蘇軾自請離京，很大程度上與他王安石脫不開干係，此刻他若是再對蘇軾橫加壓制，那可就不免要引起士林輿論的非議了。

而且蘇軾不同於旁人，他在接連考中科舉和制舉大科之後，便分別遭到喪母和喪父的厄運，因此錯過了人生中最能做出實際政績的年華。

士人們大多對蘇軾的這等遭遇是懷有憐憫來著。

王安石怔了片刻，復又想起數月之前他與曾布的討論。

彼時他便說若有機會，不妨用蘇軾為吳希的遮掩，在吳希尚缺少資歷不能主持朝廷改革大政時，先作為臺前之人主持局面。

畢竟他彼時以及現在，都對吳希這個年輕人充滿欣賞，認為對方能夠繼自己之後，進一步完善自己的新政，只是太過年輕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