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簡稱為“非典”，醫學界則用科學地稱之“SARS”。

這個叫做非典和SARS的東西在四月中旬開始像股市和國際新聞一樣掛在了北京人的嘴上。伊拉克戰爭的槍聲零零落落地響，一般市民的神經已經被拖得疲沓了，在伊拉克戰爭幾乎不再成為新聞時，非典像一盆冷水，讓整個北京激靈了一下，然後哆嗦不止。北京人原來比廣州人更怕死。

五月份非典開始進入高發期，報紙和新聞整天都在頭條報道最新情況。我定了一份《北京青年報》，頭版中下位置每天雷打不動一個報告：今日新發病例多少，疑似多少，死亡多少，出院多少。第二版詳細地介紹病人所在區域。後來又增加了外地非典資訊，全國在今天的非典狀況一目瞭然。終於看得我頭皮發麻，我也害怕了，不能不怕。大街上行人開始減少，幾乎所有人都帶上了口罩，有的還戴上了手套和帽子和眼鏡，因為傳聞曾說，病菌也可以存留在頭髮和手上，還可以透過角膜傳染。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不僅他人成了地獄，就連自己也不安全了，你沒法完全相信你自己，你不知道什麼時候你的頭髮、你的手、你的角膜將會和空氣中的一顆病菌合謀起來置你於死地。我們惴惴不安，擔心非典的鬼魂附體。

啊，北京（20）

我有了一個很好的藉口逼迫自己待在房間裡寫小說，因為外面亂糟糟的，太不安全。白天寫上一天，晚上再寫一會兒，然後在十一、二點鐘下樓散步，散步回來看碟。很有規律，因為哪裡也去不了。很多地方都關了門，朋友上班的也越來越少了，都蝸在家裡，有事就打電話。非典期間其實是我的好日子，我完成了長篇小說的初稿，看了六、七十部碟。一明的課後來也停了，上不下去，聽說北大出了一例非典患者，醫學部還有一位年輕有為的教授犧牲在崗位上。一驚一咋的，能停的都停了。出門的主要是邊紅旗，他在家裡待不住，待了半天就煩。沈丹開玩笑說，他就是沿街乞討的命，待著不動就活不下去。

邊紅旗的確是待著不動就活不下去，但是他出去不是為了沿街乞討。沒人可以乞討了，正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