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匍匐在地上辛勤耕作的農夫們，靠勞動積累創造出了絢麗的都市文明，因此塞外人在進入中原後難免不為這種文明折服。

鮮卑族是北亞遊牧民族之一。據史書記載，鮮卑族為東胡後裔，其語言屬於土耳其語系。繼西晉滅亡後，鮮卑族拓跋部在386年建立了北魏王朝。

雖以王朝自稱，但實際統轄的區域不過山西北部。北魏遷都平城（現在的山西省大同市）後，推翻了中國北方的各個政權，統一了江北地區（長江以北）。第六代皇帝孝文帝（　471—499年在位）時，遷都洛陽，採取了漢化政策。

首先，廢掉鮮卑族的“拓跋”姓氏，改姓“元”。白居易的好友、唐代詩人元稹（　779—831）自稱為北魏昭成皇帝（拓跋什翼犍。　338—376年在位）的第十代子孫。唐代的另一位晉升為都督的文人元結（　719—772）也自稱為北魏皇室的後裔。金代的大詩人元好問（　1190—1257）在其墓銘上說自己出身於拓跋一族，並以身為元結的子孫而自豪。

征服者強迫被征服者改姓，這容易理解，而在北魏，征服者卻要求自己的民族改姓漢姓。

其次，禁胡服。“胡”指鮮卑族拓跋部，也稱北族。“胡服”是騎馬民族特有的服裝，在改革中被禁止穿著，北族也要穿戴漢族服飾。決定性的同化政策便是禁胡語。鮮卑語屬於土耳其語系，被禁用後，要求使用漢語。

此外，孝文帝還獎勵北族與中國民族通婚。這種改變人種的徹底“漢化”政策，或許便是由於孝文帝被絢麗的中原文化所傾倒吧，抑或不僅如此。

大約在孝文帝即位二十年前，太平真君十一年（450），發生了“國史案”。北魏最大的實力者漢族宰相崔浩（381—450）奉太武帝之命編纂《國記》。崔浩按照中國歷史的編纂傳統，採取了

——務從實錄

的方針。如果按照歷史實施記載，那麼便要從西拉木倫河畔未開化的野蠻時代寫起。

崔浩憑藉自己獲得了太武帝的信任，便驕縱妄為。在他內心或許也存在著對鮮卑人的蔑視。他以宰相自居，掌控一切，堅信北魏政府離不開他，於是認為即便是記載了執政者祖先的野蠻生活狀態也無大礙。或許是由於他在書中對那段歷史描寫得過於露骨的原因，有關記載全被銷燬，具體內容不明。“用功三百萬”編纂而成的《國記》，被刻在石頭上一一排版。鮮卑人讀後極為憤怒。

有人上報太武帝：

——暴揚國惡。

太武帝讀完《國記》，盛怒之下將崔浩收監，並處以死刑。據史書記載，臨刑之前，崔浩被綁在檻車上，許多士兵狂呼著在他腦袋上小便。負責編纂《國記》的，包括僕人，共有一百二十八人，所有人被誅殺五族。一族被殺已屬極刑。至於崔浩，所有親眷都被處死。

即便是極具權勢的漢族宰相，如果對鮮卑族不敬，也同樣會遭此厄運。太武帝對崔浩的處置便是證明。

在北魏王朝中，實際執掌政務的官員幾乎都是漢人。在國史事件被血腥*後，漢族官僚自然失去了積極性，北魏國力逐漸衰退。二十年後，孝文帝施行了極端的同化政策，也是一種消除民族間仇恨和不信任的方式，其目的是民族“大和解”。

崔浩的中華思想是導致國史事件的根本原因。北族及其代表者太武帝也具有中華思想。治理天下的乃是鮮卑族拓跋部——這便是太武帝中華思想的根源所在。

這兩種中華思想的衝突導致了政治上的分崩離析。施行胡姓之禁、胡服之禁、胡語之禁這些超越我們想象的措施，是化解北魏各民族之間矛盾的唯一方法。因此不能簡單地認為這只是孝文帝為漢文化傾倒，並屈服於漢文化的草率之舉。

“三武一宗法難”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