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唯一代表他們利益的政黨共產黨才能改變社會從而超越他們的群眾地位。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兩間餘一卒（1945…1957）：“同路人”（2）

開始寫《共產黨人與和平》時，薩特同共產黨還沒有任何交往，而且總的來說是厭惡它的。到後來，這文章逐漸變成對共產黨的半頌揚性質的文章，而到最後，它反對法國流行觀點，實際上成了頌揚共產黨的文章。對於薩特現在的政治態度，《現代》編輯部多數人都是贊同的，也有一些人因此逐漸離開了《現代》，其中包括梅洛─龐蒂。

而共產黨這一方，很自然地，向薩特表示友好。此前薩特曾應共產黨人的約請參加抗議逮捕亨利&#8226；馬丁的集會。馬丁是法國共產黨員，因拒絕參加印度支那戰爭而被捕。薩特還同其他人聯名寫信給法國總統要求特赦馬丁。

為了提供論據，薩特提議：寫一本要求釋放馬丁的書，一本由他提供評論、由各種有關文章組成的書。這或許是受到吉耶曼的《十二月二日政變記》的啟發。薩特幹了起來，書名是《亨利&#8226；馬丁事件》。由於技術性的困難，這書出版得較遲──1953年10月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而馬丁已於8月獲釋，但這本書的出版是有意義的。而薩特與共產黨人的關係，也由於他們的這種合作日益密切起來。

1952年底，薩特參加了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人民保衛和平大會。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他表明將在大會上支援這樣一些提案：建立在貿易基礎上的東西方和平共處，統一德國但不改變雙方的經濟制度，實現印度支那的和平，接納中國參加聯合國。薩特在大會開幕式上發表講話說：“如果能夠證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各國在經濟上是不可能共存的，也就是說，如果生活於其中任何一方的人民必得以摧毀另一方才能工作和填飽肚子，只有這時雙方的戰爭才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並沒有任何人可以這麼說。”

這時薩特的政治立場以及它的影響不僅在法國，而且存在於其它國家和地區之中。1954年初，波伏瓦和一個朋友駕車去阿爾及爾旅行。在阿爾及爾和突尼西亞，他們感受到當地人對法國人的敵意。修車鋪、旅館、飯館都在營業，但就是不願意為他們服務，哪怕是端一杯水也不願意；到處都是敵視的目光。後來他們打算乘飛機回去，把汽車放到一條船上託運。一個突尼西亞工人看到車上有薩特的名字，就向其他的人喊道：“喂，這是讓─保爾&#8226；薩特的車，咱們先把他的車弄上去！”他又向波伏瓦說：“請代我們向他問好！”波伏瓦十分感動：她真羨慕薩特：這些人一見法國人就露出敵意，而僅憑薩特的名字就能讓他們流露出發自內心的友好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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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5月，應蘇聯作家的邀請，薩特訪問了蘇聯。在莫斯科，他住在民族大飯店，從那裡可以看見紅場。他觀看了紅場上百萬人的慶祝遊行，參觀了大學和工廠，還到蘇聯作家家中作客。以後在蘇聯各地的旅行使他疲於奔命。每到一地，都是不斷地會見、談話、觀光、旅行、赴宴、……幾乎連喘氣的工夫都沒有；更沒有個人獨處的時間。當他提出希望有一天能獨自待著時，陪同的官員們感到疑惑不解，認為這是個人主義的表現，不過最後還是滿足了他的要求。

最要命的是吃飯。一路之上總像在過節，總有宴會，總是狂飲。在離開塔什干的那天晚上，一個壯得像牛的工程師提出要同薩特比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