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認為的那樣──這兩方面一定有誰是誰非，一方正義而另一方就是反動；他們始終認為，兩方應該避免戰爭而爭取和平共處。

由於蘇聯開始了文化解凍，一些被稱為自由主義者的知識分子能夠有一定的活動餘地，他們希望同薩特對話。1962年7月，薩特和波伏瓦去了蘇聯，他們是應蘇聯作家聯盟的邀請參加和平運動會議。6年時間，蘇聯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他們見到一位來自喬治亞的女大學生，她在巴黎呆了整整一年，研究的題目是薩特。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一位叫列娜&#8226；佐尼娜的女士充當薩特的翻譯，並由她安排各種具體活動。她面板較黑，但人很漂亮，也很聰明，受過良好教育。薩特同她有著很好的友誼。他的《詞語》一書就是獻給她的。這次他沒有受到1954年那種高規格的接待，沒有那種無休無止的宴會和祝酒辭，報刊上也沒有大肆宣揚。這反而讓薩特感到自在。他有了許多自由活動時間。蘇聯朋友請他到家中，他們交談，有時還因看法不一致爭論。薩特喜歡這種氣氛。

1963年，在義大利成立了一個名叫歐洲作家共同體的組織，鼓勵東西歐作家對話和交流，薩特和波伏瓦參加了。7月，這個組織在列寧格勒召開大會。但由於此前蘇聯的文化形勢急劇惡化，這個大會的氣氛很不對勁，無法進行真正的對話和交流。為了在面子上說得過去，這個大會最後總得有點什麼。在最後一次會議期間，蘇聯一方索爾科夫突然找到薩特，請他作一個照顧雙方的總結。薩特摘下耳機，也沒有換個地方，很快寫出一份言簡意陔的宣言。他在會上作了精彩的發言，博得全場熱烈的掌聲。

赫魯曉夫接見了大會代表。是他請他們到蘇聯來開會的，但他現在卻對他們惡語有加，好象這些西方來的知識分子全是資本主義的奴僕。薩特他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到莫斯科後，一位知道內情的朋友告訴薩特，赫魯曉夫態度的改變是因為，法共總書記多列士就在幾里路外度假，那天早上他去見了赫魯曉夫，要他提防這些人，說他們是危險分子，他們的左派樣子是裝出來的。一次赫魯曉夫同愛倫堡私下交談時，責怪他不該促使薩特離開共產黨。愛倫堡辯解說，薩特從來就沒有參加過共產黨。

1964年5月，薩特和波伏瓦應邀去蘇聯參加紀念謝甫琴科150週年大會。在莫斯科，他們仍然感到文化專制的壓力。卡夫卡《審判》的俄譯本沒有出版，薩特的《詞語》也是經過許多周折才在《新世界》上發表，而且評論者認為它不慎重、好表現、嘲諷自己也是違背樂觀主義的、詆譭人類，等等，顯然根本不理解這本書。薩特責問大會組織者：“你們到底接不接受東西方文化共存的觀念？如果不接受，為什麼要邀請我？我到這兒來幹什麼？”

1965年7月，薩特和波伏瓦再次去了蘇聯。他們發現，赫魯曉夫下臺似乎給文化領域帶來好的變化。《新世界》發表了索爾仁尼琴的小說、阿克瑪託娃的詩歌和愛倫堡的回憶錄。但許多禁忌仍然存在。薩特在愛倫堡的建議下，寫了一封信，透過蘇聯作家聯盟給米高揚，請求赦免布羅茨基。布羅茨基是一個猶太青年，寫了一些詩，靠翻譯維持生活。然而他以過寄生生活的罪名被審判，再就是他的詩句“灰色的雲在街頭湧動”被認為時對祖國的詆譭，此外還說他對馬克思不恭敬，最後他被判5年強制勞動。薩特的信遞去後不久，布羅茨基被允許回到�